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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建翌——提前离场
时间：2023年04月21日 作者：蒯乐昊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老耿最近在干嘛？
耿建翌在2006年的时候，曾经为澳门艺术博物馆《显微镜观》中国当代艺术展做了一个方案，在他的构思里面，展场里没有任何作品，只是在开幕的时候，到场的人口耳相传，交头接耳，纷纷彼此询问：老耿最近在干嘛？
这跟老耿“不做艺术家”的思路一脉相承，也有几分禅宗公案以空无作万有的味道。可惜现场执行策展的人会错了意，他把老耿的这句话，用斗大的字打印了出来，贴在了展览现场：老耿最近在干嘛？
“老耿气坏了，他根本不是想这么干，他希望是一种无形的、消失的状态。”他的学生李明说。这次在回顾展的展厅，再一次出现了大字横幅：“老耿最近在干嘛？”但这次，一切似乎又对了——这很像老耿去世之后他所有朋友们的心理。“老耿走了这么久，我们还是会时不时谈论他。如果还活着，老耿这时会在干嘛？”
杨振中和凯伦策展时遇到的最大难题也在于此。“因为他不在了嘛，所以遇到任何选择，你都得设想，如果是他自己策展，他会怎么做？”
无论是在PSA还是在UCCA，两场回顾展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简朴而纯真的审美，那种气息是上世纪80年代所特有的，清贫，生机勃勃，没有用任何时髦的布展套路。“这是老耿作品里天然带来的东西。”杨振中说，他和凯伦对此达成共识，对于这个展览，最好的设计就是少做乃至不做设计。
凯伦·史密斯一直把老耿放在她的研究视野之中，老耿后来策划的那些展览：《出事了》、《没事了》……无一不透露出谐谑的幽默，和解构的智慧。她曾写过一本专著，跟访中国九位值得关注的当代艺术家，耿建翌是其中之一。彼时凯伦的中文水平已经相当好，对中文里的大量俚语和潜台词也能会心，她总是跟别人说，这本书写了“九个人”，但书面文字印的却是：“九条命”。
猫有九条命，可能艺术家也是。
老耿是在2011年病倒的，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换了一次肝，第一次手术相当成功。以前他生活得随性，但在那之后，老耿常说，我这条命是大家给的，我是属于大家的。康复之后，已经长时间不为自己做展览的老耿，突然答应了好几个大规模的个展，他似乎意识到生命的紧迫感，开始以一种惊人的强度投入工作。
2015年他在OCAT深圳馆的个展“小桥东面”，似乎就可视为他对于个人生命的最后一次回望。他为这段记忆的旅程设计了一个开放式的迷宫，既像意识流，也像蒙太奇。一位神秘的算命师傅给他留下“小桥东面”四个字提示，那是他从小学画的少年宫，也是他艺术生涯的起点。
在PSA和UCCA的回顾展上，老耿留下的大量作品提示了他一生的劳作，和他始终关注的命题。那些被反复浸泡的书籍、那些印刷字体互相叠加的作品，那些被高度统一过的容貌，他在意的是文化中那些彼此通约的部分，东方哲学最高的归纳法。就像他反复创作过的题材，他描画人物面容中受光的部分，在高光和阴影被区分开之后，人受光照耀的那一部分成为一个高度凝练的载体。他画了许多这样的“受光部”肖像，有些来自名人，有些来自平民，他们在光之力学下看起来面目模糊而抽象。他是谁？所有人都可以自行代入。
“我一直在梳理老耿的艺术语言，我觉得老耿是一个在‘根目录’上思考的艺术家，他涉及到那么多不同媒介，比方说他做摄影，他直接去做显影，用显影液和定影液和光来做作品，那是最根本的。比如说关于书籍，关于文字与人的关系，他脱离书籍的内容，甚至最后做到了纸浆这个层面。很多艺术家可能终其一生都在一个‘子目录’上去发力，老耿比他们要深得多，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艺术家在他发掘的‘根目录’上受到启发，开枝散叶，继续发挥。”杨振中说。
▲耿建翌 《重叠受光部 （二）》 1996 纸上水彩、剪纸 19.5cm× 21.5cm×0.3cm 图 / 香格纳画廊提供
大乘艺术工作者
行走在UCCA的展厅里，凯伦不禁唏嘘。UCCA的展厅地板上有许多斑驳的圆形印渍，那是2012年艺术家顾德新展览留下的遗迹。顾德新用8吨青红相间的苹果铺满了展厅，展览期间，这些苹果慢慢烂掉，散发出甜腐的气息，酸的汁液把地板腐蚀，留下抹不去的渍痕。
顾德新也是耿建翌的老友，现在，在老耿的作品面前，这两位中国当代艺术的提前退场者以这种方式相遇了。“他们俩可真有意思，顾德新一直到后来还被叫作小顾，而耿建翌一出道就是老耿。”凯伦回忆道，“顾德新已经不做艺术了，他消失了。”业界猜测，顾对于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让渡给资本感到厌烦，主动消隐离场。
“我是很希望老耿的这样一个展览，能够唤醒中国艺术界，特别是批评界和学界，做一些思考和反省，为什么像耿建翌这样的一个艺术家会被忽略掉？”张培力说，老耿在世时性格通透，从不觉得自己重要。很多艺术家是“三分靠做，七分靠说”，但老耿恰恰倒过来，七分做，三分说，“甚至可能连三分都没有，对于‘做’以外的事情，老耿真的是太节省了。这些年来，老耿的工作是被大大低估的，不论放在中国，还是放在全世界，他都是一个被极大低估的艺术家。”
在张培力的回忆里，整个1980年代乃至1990年代，艺术之所以纯粹，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谁会买。艺术家孜孜以求的是表达，甚至不太确定观看者是谁，更遑论购买。而现在，一切上下游的链条都再明晰不过了。艺术家很清楚艺术是做给谁看的：谁会观看？谁会传播？谁会购买？因此，大众的趣味、市场的风潮、艺术机构的倾向乃至藏家的好恶，都会极大程度地左右艺术家的创作。“不信你们可以去纵向比较一下，八九十年代大家热衷于什么？我们的艺术向全世界输出了什么？而这些年，我们又在炒作和兜售什么？说到底就是，艺术家到底应该干嘛？艺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张辽源给出了截然相反的陈述，“说到老耿被低估，可是我相信，在艺术家的心目中，其实老耿从来没有被低估过。不能只用成功学的世俗角度来评价他的重要性，但凡心里稍微有点明白的艺术家，每个人都知道老耿有多么重要。”
老耿走了，骨灰的大部分撒入雅鲁藏布江。我问老耿的学生，他们是否想成为像老耿那样的艺术家。有些人肯定地说：是。另一些人承认，自己永远无法成为第二个老耿。于是我换了一种问法：“如果你们所追求的艺术，并非你们想要的样子，或者在成功的道路上，需要做让你们不舒服、不认可的事情，你们会像老耿一样，选择往后退一步吗？”
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回答我：会。他们像是都从老耿那里继承到一点受光的部分。那些带着光芒的碎片没有消失，它会在每个人的身上闪现。
老耿没有留下太多财产，此次回顾展的画册，费用来自张培力发起的义卖筹款，但这些异口同声的回答，也许是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之一。在一个失去老耿的生态里，大家才知道失去的是什么。在他去世之后，他所在的中国美术学院追授他“哲匠奖”。
他的学生郭熙，如今接手了“想象力学实验室”，继续在做艺术家的服务员。“老耿本人是佛教徒，如果艺术工作者也像佛教那样，可以分为大乘跟小乘的话，我觉得老耿无疑是一个大乘艺术工作者。小乘艺术家基本上就是自己混成一个成功艺术家，但大乘艺术家还要度化很多其他人，老耿的人生状态就是这样。”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