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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春晓：“知识折叠”与历史的“千层酥”——20世纪20年代全球语境中的“传统”与“西方”
时间：2023年02月28日 作者： 来源：美术杂志社
1921年6月14日，蔡元培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发表《东西文化结合》之讲演，指出：
尤（其）是此次大战以后，一般思想界，对于旧日机械论的世界观，……对于极端崇拜金钱、崇拜势力的生活观，均深感为不满足。欲……求一较为美善的世界观、人生观，尚不可得，因而推想彼等所尚未发见的东方文化，或者有可以应此要求的希望。……我此次……经欧洲各国，所遇的学者，无不提出此一问题。
蔡元培是1921年5月底结束访欧，前往美国的。这篇在美国大学的讲演稿，是不是他对耶稣会教士贝乃德（Henri Bernard）请其撰写“中西文化异点”的回应，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讲演中的“想法”，正是蔡氏访欧的思想收获。在讲演的最后，他判断：“照各方面看起来，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这一断言，预示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美术场域的“选择”之变。此后，他不再固执于1918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提出的“要求”，甚至还在北京大学停止了画法研究会的相关活动。针对画法研究会的未来，蔡氏于1922年6月24日联系陈师曾等人两日后聚会，试图使之归诸北平艺专。关于6月26日这场聚会，细节已无从考证。但就蔡氏目的而言，这次聚会并无具体结果。北大画法研究会最终没有成为北平艺专的附属研究会，而是自行“解散”。基于如此背景，重读蔡元培1924年为“中国美术展览大会”所写的前言，对不同于1918年“科学写生”之观点——“参入欧化之中国美术”“吸收欧化之能力”“结合新旧之天才”就不足为怪了。
从某种角度看，蔡氏20世纪20年代的“转变”是理解彼时美术界诸多现象的钥匙之一。诸如，林风眠、刘海粟等新一代画家的崛起，全国美展的出现，乃至杭州国立艺专的创办等，都与此有着直接关联。伴随这些“力量”与“平台”的成长，中国开始出现了现代主义的作品。塞尚、马蒂斯等引领西方现代艺术的名单，忽然间成为中国的热议话题。那么，这些看似发生在美术界内部的现象，与彼时中国乃至世界有着怎样的关系？面对如此之问题，“蔡元培”堪称一个有趣的历史虫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图1 着中式传统服装的蔡元培
1921年蔡氏“访欧”，对此前奉行的西化路线，不啻为一次自我检讨的过程。自晚清以降，“西化”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基本方向，更为“中国”的自我重构带来了全新参照。在旧的“天下”体系中，“西方”只是“华夷之辨”中的“夷”——用以确认“华”之封闭式的中心主义。但“西化”概念的出现改变了这种认知方向，“西方”概念也因此得到重新架构，并进而瓦解“天下”体系的单一中心式的认知框架。自此，中国不得不在全新的世界框架中开展“主体”的重新确认。虽然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仍残留着“天下”认知模型，但“华夷之辨”的价值观，已然开始崩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程中，无论作为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的“西方”，都不是真正的西方世界，而是因中国需求而构想出的“他者”——某种中国化了的“西方”。正因如此，出于不同阶段的“需要”，作为参照对象的“西方”也呈现出不断调整的过程。同时，“西化”作为变革道路的具体选择，与中国关乎“西方”的假想变化，存在某种程度的因果关联。诸如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的差别在于：“西方”制度是否成为“西化”的选项，抑或说，制度问题是否参与有关“西方”的想象。从晚清到五四，无论这种假想局限于物用，还是扩大为社会制度乃至思想层面，“西方”多显现为正向的“镜像”。20世纪20年代前的蔡元培，亦如此：从接触洋务运动睁眼看世界，到维新运动转变成“革命者”，他对“西方”的想象一直处于正向选择（图1）。但战后访欧的蔡元培，却面对一个与此前想象不同的欧洲，于是“西方”这一参照物开始发生微妙的转变，以至“西化”亦相应变化。或因于此，他才大胆判断：“照各方面看起来，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
何谓“照各方面看起来”？在这里是指作为参照对象的“西方”在战后显现出的新“形象”，不再是完全正向。与之相应，参照“西方”正向形象的西化，势必遭遇某种程度的反思。当然，这种反思并非从“西化”走向“反西化”，而是重新评估晚清以来的参照对象（西方）的认知价值。如果说文化互动是假借“他者”进行自我确认的过程，那么“西方”概念在认知结构中的变化就自然为中国的主体重构提供了契机。诸如梁启超此时的思考：“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迳让给他。”之所以强调“判断权”，正是试图将“他者”从迷信对象转变为判断之“证词”。这是颇具理论价值的表述，对长期以来缺乏理性启蒙的中国而言，恰是一次反思“非此即彼”之思考模型的机会。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努力在五四运动的整体场域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检讨。它们常常被冠以“保守”标签，沉没在现实层面的功利思潮中。关于彼时中国知识界的功利主义倾向，张君劢曾明确指出：
由清末至民国初年，吾国知识界对于学问有一种风气：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我在日本及在德国学校内读书，都逃不出这种风气。
虽然，张氏本人也一直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未能摆脱其所谓之“风气”，但他对功利主义的反思，却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陈独秀、胡适等执“五四”之牛耳者，对梁启超、梁漱溟等人的批判，多少都带有这样的功利色彩。因此，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的理性检讨“西化”路线的契机，转瞬即逝。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新文化运动之整体结构中转瞬即逝的契机，却在美术之局部领域，获得了某种“展开”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