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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年展为什么越来越温吞和乏味？
时间：2023年01月09日 作者： 来源：打边炉ARTDBL
双年展的针对性和独特性在中国逐渐丧失了
“双年展”的针对性和独特性在中国逐渐丧失，在很多城市，它都变得千篇一律，一个成熟而又空泛的模版，找几个大场地，起一个大而不当的名字，像是填空题一样，做成一个像双年展的样子。它们很少去关心艺术自身的先锋性变革，去做一个冒险性的议题，或是关注近几年艺术现场最本质而又真实的变化，做最紧迫性和动荡性的讨论，最终引向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工作。全球多数双年展的核心在于关注政治经济学的变革，它所折射的艺术的前卫性、社会的实验性，对问题意识的反思，优于对社会繁荣与文化和谐的歌颂。
在双年展的策展方式上，我们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在地实验，它当然不是一个城市的营销手段，而是对城市、地区、地缘性的丰富讨论，例如201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创造性的在卡塞尔和雅典双城展开，对“雅典”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历史讨论和欧洲经济危机现实处境；前几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好邻居”对地缘政治的讨论，土耳其周边的希腊危机、中东巴以冲突、叙利亚战争、北高加索地区的动荡。双年展既是城市到地区、地缘的延伸，也是城市内部的讨论，例如前几届圣保罗双年展对城市贫民窟、边缘地带到自然雨林、河流和森林的讨论。
“双年展”是艺术和社会变化的晴雨表，如果中国自身的艺术和社会处境没有改变，双年展主办方的诉求没有改变，展览制度自身很难有创造性，我们能做的或许就是在现有条件下，放弃那些大而不当的全艺术诉求，尽量地多做一些专题性和深入性的集中讨论，像2022年卡塞尔对遍布全球的艺术小组的关注，上一届威尼斯双年展对女性艺术家的集中讨论。
双年展理应是艺术系统里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艺术变革的“时刻表”和“发动机”，它是艺术参与历史反思、社会现场和未来想象最重要的手段。如果它的这些功能逐渐丧失，变得如今日一般平庸、失语、乏味，那么“双年展”曾经所象征的力量和活力也就随之消失，它便不具有任何未来。中国缺的从来不是双年展，而是 “双年展”在中国的功能和意义，如何帮助我们重建“未来”。
崔灿灿，策展人，写作者。
双年展既不前卫，也缺乏问题意识
双年展影响力的下滑，原因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作为一个话语平台，双年展既不前卫，也缺乏问题意识，面对这种困境，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不太会抱着“突围”的幻想，能稍稍搞得“有点意思”已经是向前迈进一大步了。只要个体的话语权无法被正常行使，双年展就会沦为策展人、艺术家和建筑师自嗨的盛会。如何变得一切正确并且还有点意思，好让下一届双年展得以办下去，似乎成了每一届双年展策展人花最多时间和精力考虑的工作。昧着良心做点稍微不那么正确的事，或许是突围的开始。
随着全球化的衰退，双年展在本土问题上，问题太多了，不知道应该如何展开。社会断裂、阶层冲突、附近消失、生活垃圾污染、人口老龄化、就业困难、教育和医疗资源紧缺…… 唉，又满嘴跑火车了，在这个时代个体所承受的巨大遭遇面前，这些问题未免显得有点无病呻吟了，还是得先有尊严地活下来先吧！所以把社会资本花在该花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因双年展被看见，他们的声音因双年展被听见，让双年展最终变成地方经济、民生和生活的变革者。
经历了三年的疫情，双年展的未来应该回归到社会的重建，城市的重建，社区的重建，公共空间的重建，日常生活的重建，人的重建。未来是，过去是，现在更应该是。
何志森，建筑师、策展人和教育者，跨界组织Mapping工作坊创始人，扉美术馆馆长，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设计学院兼职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哪一天定型了，漂亮了，其实它就已经死了
如果说双年展是全球化的一种表达，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确实是全球化系统在深圳的一种投射。深圳这40年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全球化、高度城市化的缩影，不能脱离于全球化体系之外。全球和地方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全球化不代表把地方抛弃，地方不会消失，但只有放在全球的语境里，地方性才能获得新的意义。与全球化以前，基于独立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消费体系的“地方”不同，在互联网时代，信息的全球化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度全球化，它彻底打破和消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地方概念。所以，现在讨论“地方”，就是基于信息全球化基础上的地方性重建。我们始终认为，双年展应该要在这样的语境背景下，去重新建构全球和地方的关系。
基于这样的原因，深双很少去强调深圳自身的本位主义，地方事件不代表地方对事件有先天性的控制权，我们避免让深圳成为一个特殊性，希望它还是一个面向全球，面向广义时空的新型城市。深圳通过深双九届18年的探索，去重建了一个城市的地方性，而双年展这种特殊的展览和事件形态，确实有助于为城市的发展带来全球性的有关城市、建筑和当代艺术的新思想。
在这个过程中，深双建构了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体系和模型，它和国内其他当代艺术双年展虽然很像，甚至策展人和艺术家都是互通的，但是基础有很大的区别。深双是由城市的土地规划部门发起的，对土地、城市和空间非常敏感，全球和地方的空间关系始终是最核心的命题，将独特的事件和城市空间的发展捆绑在了一起。深双希望在特定的框架里产生有限性，而始终回避宏大的哲学、社会、政治命题。在我们看来，深度思考对于展览而言非常重要，并且城市与建筑的框架已经足够大，涉及到了无穷多的问题，只要把城市命题说透，就已经对全球城市、双年展体系产生建设性意义。在稳定的框架中持久性地反复探索，是深双提供的新维度和思维方式。这种实践方式，有别于从当代艺术领域衍生来的一整套双年展体系。当然，当代艺术双年展的核心价值在于一种批判性视野，这是当代艺术本身先天性的结构和功能所赋予的，批判性、与建制对立、内在消解的独特性构成了当代艺术的复杂性，当代艺术双年展虽然发生在地方，但还是立足于艺术自身的体系中的无限问题。我们相信，相对局限性的边界，能避免在无限之中陷入一种概念游戏，反而获得无限的生命力，我认为当代艺术双年展内卷非常严重，是因为不设边界而自认为具有无限的权利，反而受到了局限。
城市性是一种发展的脉络，一种精确定义的城市性是不存在的，城市性就是人性，就是人的无限性。当我们用词语进行明确定义的时候，它已经被消解成为了空洞的话语，真正的城市性永远在生长，它的生命力就如同老树发新芽，只有不断生长才证明它的生命力，哪一天定型了，漂亮了，其实它已经死了。在全球范围内，城市的竞争不是某个领域的竞争，而是生命力的竞争。这种生命的机制不是运动式的大拆大建，而是允许新思想的加入，新事件的迭代，进行微积分的演算，这才是更为高阶的思维方式。双年展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越宏观的话语，越是基于微小的建构，两者的内在是高度一致的，这是自下而上的生长规律。如同一片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是长期稳定的，但内在的演化是天天在发生的，两者是完全不矛盾的。
疫情的三年，人们对新技术和虚拟现实的讨论非常多，对于深双而言，全球和地方的广域时空必须要回到现实的地方当中，重建地点的意义，就像项飙提出的“重构附近”，不仅要建构地点的意义，还要建构地方人群和社会连接，在未来，这是要继续延续的脉络。未来如果说有什么变化，就是不断地去解构自己，拓展边界，更具有开放性去关注最新的时代潮流，保持活力，而不要变成一个小圈子的游戏。
张宇星，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创始人和主持设计师，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学术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双年展公共艺术基金会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