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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年展为什么越来越温吞和乏味?

时间:2023年01月09日 作者: 来源:打边炉ARTDBL

 


李燎,软弱性,2019,肥皂、海绵、铝板,单频录像(彩色,无声)35"

 
 
今天当我们谈论双年展,我们谈论的不仅仅是双年展本身,它是一个政治、文化、权力和历史融合的框架,在这当中,理想主义和尖锐性最后是否能够出场,决定权并不在于艺术本身,而是不同力量较量的结果。在这种大型话语平台里,艺术是重要的,因为它往往以个体的合理性参与了共赢,但同时,艺术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它无法真正决定什么。
 
也许这就是近年来,中国不同城市发起的双年展此起彼伏,从一线城市一直向二三线城市蔓延,但影响力和动员能力却在不断下滑的原因。作为一个话语平台,双年展越来越温吞且乏味,不仅脱离了前卫的传统,也缺乏问题意识,无关紧要的语法游戏,将这个本应鲜活的发声平台,推向一种城市营销的手段。
 
三年疫情过去,全球化是否衰退一度成为热议,体制和民间的失衡尚待修复,如果我们不得不接受某种现实,那么双年展在中国如何突围困境?还能如何拐弯抹角?它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回到本土问题上开发可能性?双年展的未来是什么?
 
在行业经历了艰辛以后,我们尝试在新年来临之际展开了不同专题的讨论,这是我们盘点专题的最后一篇,后续还将推出“南方20人”的编辑部评选,敬请期待。
 
 
 
 
 
 
双年展越做越尴尬
 
 
 
三年大疫,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耗尽了很多资源,也经历了人性的大考验,我们明白,艺术的价值,如果有的话,那就应该把这样一个现实给表现出来,而不是一味的粉饰。只有这样,只有通过这样的艺术而让我们保持一份清醒,我们也才有可能对艺术保持信心。这样一来,艺术就必须提出问题,甚至是尖锐的问题。但众所周知,艺术现在似乎无法提出尖锐的问题了。这几年双年展越来越多,但并不意味着展览的意义就得到了提升。恰恰相反,由于人为的限制越来越明显,展览对作品的包容度在下降,展览本身就只能走下坡路。
 
还有一个事实,不只是在中国,全球都这样,那就是艺术家的资源有限,平台却在不断地增加。双年展、三年展,包括卡塞尔文献展和巴塞尔艺博会,都存在着严重的圈子化的问题,来来去去都是那帮有市场定位或知名度的人,无名之辈还是无名之辈。可见挖掘新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少有人愿意完全不顾经济条件去挖掘所谓的新人。平台增多了,只有利于有名的人。就像是厨房多了,厨具多了,调味品多了,但却没料!这不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结果是,平台越来越同质化,双年展也只会越做越尴尬,多又有什么价值呢?就像各种摄影大展,你会发现,就那一帮人,变成了摄影界老朋友们聚会的机会和地方了。
 
展览要有影响力,就要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但如果双年展成为一种工具,成为对所谓的繁荣的粉饰,怎么可能提出问题呢?不可能的!一个好的展览,不应该成为工具。不过,现在的展览都不想惹事,希望能提一个恰当的、没有风险的问题。不过,好像这也不能由展览人说了算。尖锐的提问面临着潜在的冲突和风险,也是展览这个平台所承载不了的。为了让展览能够进行下去,只好压制了尖锐性本身。
 
有问题意识,这个很重要。你有问题,但你知道这些问题不能问,问了也没用!那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拐弯抹角地想找一些还能发力的领域,其实也没有多少了。像深圳举办的城市建筑双年展,应该还是一个方向。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环境,这些都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公共性话题,都非常值得探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可以说是全球最快的,但快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城市的问题非常现实,有针对性,涉及到下一步的发展,符合整个发展的需要,这样一来,针对城市的展览就有得做了。关键在于主办方提出的问题是否准确、贴切,是否真的针对了我们城市的现实。在未来,双年展的主题结合城市的转型,应该是一个可能的方向,比如城市扩张对于农村的影响,乡村的城镇化等等。如果城市双年展能够针对这些现实持续发声,展览还是会有意义,文化搭的台也许还能唱出经济的戏来。
 
关键在于坚持。如果外部条件不允许,那就往回走一下吧。坚持总是有机会的。不过,也不要指望马上会出现一个令人惊喜的变化。坚持就是一切。
 
杨小彦,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要制造某种精神和想象的“起义”
 
 
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期,民间社会和“公”权力体制之间更多的是相互默契,达成某种不成文的折中与妥协,保持某种平衡,形成了互不相干的状态。而目前这种平衡似乎被打破了,不仅是双年展,而且是整个文化艺术的创作,以至总体上的思想自由度,都受到直接的影响,但创作的欲望或对艺术文化事件的需求并不会马上减少,而是会变异,转向寻求另外一种方式。当尚存的实验性和批判性空间受到严重的挤压,创造欲望和能量就会转化成为一种装饰性的生产,以至于掩盖文化的批判性本质。
 
我们都希望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状态,至于后面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也许能回到比较平衡的状态,但也有可能更糟——这样反而会激发出一种真正的批判性。批判性能不能被表达,首先要看作为艺术行业的每一个个体,对于自身的信念有多强,以及有什么样的能力,能用更聪明、更巧妙和更合适的方法将它表达出来。而作为双年展或者其他展览方式,就要看策划人、艺术家和组织者等等参与者,能不能分享共同的信念。这种状态下,互相默契和合作尤其重要。这是有必要去考虑和讨论,甚至是要努力做到的问题。
 
从根本性上去观察,双年展的困境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全世界的范围里,当实验性的艺术繁荣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一种悖论。当“实验性”被广泛地接受和采纳,就会出现平均化、日常化和正常化的面貌,再通过艺术市场和机构的繁荣表达出来,这个时候反而需要考虑如何“不正常”,从而保持艺术创造工作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机构的工作也要时常提醒自身,如何能做到保证批判性的表达和分享。
 
双年展实际上是全球化发展的一种表达,100多年前发起的双年展模式,表达的就是工业化和殖民时代欧洲成为全球化中心的过程,当代的双年展,包括中国近20年来出现的双年展,也是参与全球化大合唱的有效方法。现在都在谈全球化的结束,我认为全球化并没有退缩,而是在演变成为另一种新的状态。在新的状态里,我们其实更需要一种新的全球性动员,去寻求“另类”和多元的表达方式和行动模式。首先,谈中国的双年展,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一种更加复杂的视野。如果说20年前探讨的是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对抗和融合,那么,这种人为的二元文化对视的情况已经逐渐被消解,视野越来越多元化,导致我们去讨论“南方”,讨论“南南合作”。当然,视角的丰富性会导致坐标的分散和解体。面对越来越分散和混杂的坐标,我们对于艺术创作、艺术事件和艺术机构的想象就成为了挑战,美学标准也变得非常复杂。这种情况,更需要具有广阔的全球性目光,才能寻找到可以依赖的坐标。坐标系统是永远处于变化和重新确立当中的,得以依赖的来源,就是我们如何判断艺术在这个变化现实中的位置。
 
所谓的位置,就是首先考虑在艺术语言和功能之间既融合又分裂的关系中,如何保持某一种紧张感,比如艺术能不能是工具?能不能是装饰性的东西?还是纯粹的精神性和理想价值的表达?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同时又越来越难以驾驭。第二,全球事件的消息越来越坏,全球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环境、物质和生命的灾难,还有社会的和精神的灾难。全球的资本扩张给地方带来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利好越来越少,更多是冲突、战争和疫情,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被推进到了“准战时”的状态,政治上形成强权倾向的动力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下,艺术要如何定义自己位置?基本的问题永远会被提出来,但永远都不会被完善地解决,这个时候,双年展或者其他不断在进行的展览,实际上可以提供一种试验场,让我们保持思考、讨论和表达。
 
资本、权力与双年展的牵绊是正常的,同时也是导致种种问题的重要原因。说正常,我的意思是,双年展的发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政治需要把自身放到全国以至全球文化的地图上,或者作为某种经济手段,比如工业转型,旅游发展等。艺术事件和艺术节庆,包括双年展,就是达成这种“发展主义”目标的方便和有效的手段。这一点,全世界大大小小几百个双年展都有相似之处,这不是需要特别担心的事情。但是,和所有的事情一样,双年展的好坏,都决定于事在人为,取决于由谁来做,怎么去做,这时,最需要担心的反而是艺术家或者艺术专业人士和机构,是否能够坚持以专业的标准去衡量自己。
 
至于双年展是否要回应城市的在地性,这涉及到如何理解当代艺术中一种有意思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观念性和批判性的思考,另一方面,这种观念和思考是具有在地针对性的,即不是简单地去适应地方语境,而是针对它提出批判性的反思,在知识和理想上提出合适的课题和问题。双年展应该针对城市现状开拓一个自由而不和谐的创造行动“自治区”,一个类似我时常提到的Hakim Bey式的“临时自治区(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制造某种精神和想象的“起义(insurrection)”。面对城市不一定就是好,关键是如何面对。在我看来,在现状里加上一点聪明的想法,只是一些平庸的思考和例行公事。如何批评性地面对和看待城市性的演变,以及如何重新去定义它,才是最关键的。
 
过去的3年,我都没有办法回到中国,但这个期间,我透过网络的联系,在中国做了4个展览,参与了好几个奖项的评审。这很可笑,也很荒诞。有意思的是,在这种“虚拟现实”的情况下,针对一个因为无法亲身感受到的不真实的现实,我们似乎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由,但又不断被放回到严酷的现实里,让我们丧失了某些能量和信心。
 
面对虚构的现实,我们反而产生了一种意愿,即通过对新技术的迷狂,去实现肉身与现场以外的在地想象,比如相信元宇宙是我们的未来,并且很有意愿地生活在一个虚构的现实里。大家面临的这种挑战尚且需要时间才能提供答案,但疫情的结束,又在大家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将所有人都扔回到一个真真实实的,一切都令人措手不及的,现实里,这个时候怎么办?如果说,这三年是一个转折点,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分化的情况。以平常的思考方式来说,这也许是一种糟糕的情况,但是对于艺术家而言,这是一个让我们重新去思考问题和寻找自身出路的时候。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也。
 
 
侯瀚如,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定居巴黎和罗马。
 
 
责任编辑:杨晓艳去阿特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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