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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欧班夫人的晴雨表——“真实效应”与现实主义细节批判话语
时间：2022年04月06日 作者：徐蕾 来源：文艺研究
Bill Brown, The Material Unconscious: American Amusement, Stephen Crane,
and the Economies of Pla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尽管布朗对晴雨表的分析几乎处处与詹姆逊针锋相对，其用意却并非解构晴雨表对于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社会象征价值，而更多是为了揭示被“政治无意识”的历史化释读视域所遮蔽的“物质无意识”对于文学阅读的启迪：“如果说历史寓居于文学的无意识中，我倾向认为它并不存在于马歇雷所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里，也不在詹姆逊提出的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的叙事中，而在那些轻描淡写的、‘亚历史’（subhistorical）的片段里面。”44简言之，就是一个时代不为人关注、却走进文学作品的物质细节。布朗提倡的以物为中心的物质文化阅读方式，宣告了在詹姆逊式的历史化解读之外，另有进入文学作品的路径。如果说历史表述的主体在詹姆逊的总体性构想中必然是缺席的，只存在于被叙事化的文本中，被社会生产方式与结构所支配45，那么布朗的阅读方法论赋予了物以历史主体性，让物引领着历史的叙事。由此可见，欧班夫人的晴雨表对布朗而言，是撬动詹姆逊所代表的批判方式的一个支点，从而为“呈现可见与不可见、具象与抽象、空间之物与空间自身的关系”46的物质化阅读方法铺平道路。
布朗借力晴雨表，生动诠释了物质文化批评对于经典文本阐释的巨大潜力，他以物为中心的文学/文化研究方法，奠定了其作为当代西方物论研究的开拓者地位。美国学者弗里格特（Elaine Freegood）紧随布朗的步伐，在论著《物中观点：维多利亚小说的逃逸意义》中对《简·爱》里的桃花心木家具、《玛丽·巴顿》里的蓝白格子布窗帘和《远大前程》里的“黑鬼头”牌烟草，进行了后殖民视角下的历史文化解读。值得一提的是，弗里格特在《导论》中称，自己对上述维多利亚经典小说所运用的“强转喻式阅读法”（strong metonymic reading）直接得益于布朗对欧班夫人晴雨表的诠释路径，即“把握小说中物的物质的或字面的意义，然后依据一种强转喻式阅读法所规定的研究模式，追踪物品在文本之外的生命”47。她特别将这种阅读方式区别于“隐喻式”（metaphoric）和弱转喻式阅读法，前者把作品中部分参与生产指涉幻觉的物品提升为隐喻，在赋予物品修辞意义的同时却忽略了物的特质，即“小说中的物品为了获得意义，必然不能成为自己，即便在二维的、场景制造的层面上”48，这是巴特从晴雨表中演绎出“真实效应”的方法；后者将物品视为主体的奴仆，“如果被重点提及，往往作为某个人物的所有物，用以讲述该人物的故事，而并非物品自身或其社会生活”49，这是一种弱转喻式的解读，也是遭到巴特质疑的解读晴雨表的方法。弗里格特推崇的强转喻式阅读法摒弃了以上两种观物之道，主张大胆跳出文本框架的局限，考察物自身的属性和历史，使其在与小说主导叙事的汇合和碰撞中、在常规性社会结构和偶然性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得到重塑。
Elaine Freegood, The Ideas in Things: Fugitive Meaning in the Victorian Novel,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强转喻式阅读法更适用于阐释空间相对开放的读者型文本，如19世纪中期三部代表性的维多利亚小说50，而非19世纪后半叶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渐趋固化后“教导读者如何正确‘写出’文学语言的未写之意”51的作者型文本（如乔治·爱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托马斯·哈代的《林中居民》）。从物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文本形态的变化无疑折射出19世纪的物与作家之间关系的微妙改观：直到维多利亚中期，英国小说一直保留着大量庞杂、无序、偶然的物，这些物在19世纪后期被作家赋予各种限定性的意涵，“变得更像商品”52。该转变的结果，无疑折射出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来的商品拜物教现象：资本主义生产秩序将物普遍商品化，其价值的实现只存在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过程中；随着物的价值和它的本质彻底分离，充斥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让人们忘记了物自身的存在，只剩下被商品交换所赋予的交换价值53。但商品拜物教并没有从形成之初就侵蚀了同时代文学作品中的物，至少19世纪中期的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依然保留着人与物之间转喻式的朴素联系，物依然有机会继续成为“与小说之外的人与地方保持联系、在小说中确有意义的感性之物”54。这一结论提示当代读者与批评家有必要改变阅读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方式，并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回应了19世纪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开篇即呼吁要“永远历史化”55，晴雨表一旦进入历史（包括人类的历史和物的历史）的画卷，便在新的且不断扩大的参照系中获得了方法论的意义：或作为批判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象征式与图像式解读的抓手，或承载着物论启迪下的强转喻式阅读法。情境化的晴雨表溢出了结构主义符号学为文学文本限定的边界，在詹姆逊、布朗、弗里格特等人的重新阐释中，成为研究者推动方法论转向的转捩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