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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欧班夫人的晴雨表——“真实效应”与现实主义细节批判话语

时间:2022年04月06日 作者:徐蕾 来源:文艺研究

 

   罗兰·巴特在1968年提出的“真实效应”(reality effect)解构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对真实世界的指涉,是文学表征危机时代西方现实主义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五十多年来,这一经典论述在当代西方学界有何发展?现实主义摹仿论是否依然笼罩在巴特的符号学乌云之下?不久前,美国学者阿姆斯特朗(Nancy Armstrong)在2020年第53期《小说》(Novel: A Forum on Fiction)杂志“现实主义与时代错误”(Realism and Anachronism)主题专刊中,质疑了巴特有关“真实效应”的观点。这位19世纪英国文学专家认为,所谓“指向意指自身”的现实主义细节描写里潜藏着“家庭生活让时间静止不动的能力”,“现实主义正是通过家庭,承担了保留物件和常规生活的责任,这唤起了一代又一代寓居此间、一度将此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们的回忆和反响,成为超越个体记忆限度的一种文化记忆”1。如果说对于巴特来说,冗赘的家居场景描写印证了现实主义“真实效应”的幻象,那么在阿姆斯特朗眼中,这些空间细节却酝酿着“逆写资本逻辑”的可能:现实主义小说对许多细小、平庸的日常行为的关注,“给予无用的、被弃置的物品以新的意义,为愉悦读者对它们进行重新设定”,恰恰“逆转了商品拜物教的逻辑”2。她指出,狄更斯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也懂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商品生产对生产者与消费者恶魔般的控制力——一切个体劳动和需要都被转化为抽象的交换价值,“但同样的物品会被一个情感细腻、品位与丈夫工资相称的女人重新安排,以服务于家庭生活,而同一批小说家也会将经济价值转化为唤起人们对‘家’的记忆的某种情感”3。无可争辩的是,唤醒这种关乎“家”的记忆往往有赖于某些具体物件,比如简·爱为沼泽居(Moor House)和芬丁庄园(Ferdean)精心购置的桃花心木家具,《玛丽·巴顿》(Mary Barton, 1848)女主人公家中悬挂的蓝白格子窗帘4,或者又譬如触发了巴特“真实效应”说的重要文本细节——福楼拜短篇小说《淳朴的心》(Un cœur simple, 1877)中欧班夫人起居室内的晴雨表。近年来,欧美学者通过重新解读晴雨表来反思与探索“真实效应”有限性的尝试屡见不鲜。从阿姆斯特朗提出的“逆写资本逻辑”的观点,已不难窥见19世纪现实主义描写性细节在当代学术阐释域中经历的深刻变化,因此有必要对“真实效应”进行再语境化,勾勒其批评话语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凸显变化背后的理论范式转向,从而把握现实主义摹仿论在当代文艺理论中的审美与政治意义。与此同时,晴雨表激荡的学术涟漪,推动着西方学界重新思考细节描写自古典时期以来被质疑与工具化的状况,由此形成的批判话语为细节美学在当代茁壮生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

 
2020年《小说》杂志的“现实主义与时代错误”主题专刊
 
 
 
一、“真实效应”的出场:魔鬼在细节中
 
 
  在“真实效应”横空出世之前,现实主义作品中常见的描写性细节已经得到许多评论者的关注。伍尔芙在《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Mr. Bennett and Mrs. Brown,1923)中批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看工厂、看乌托邦、甚至看车厢里的装饰和陈设”5,却偏偏不看生活与人性,痛斥现实主义以对物质世界细节的描摹取代了文学对人的洞察使命。为了与“集平庸、仇恨以及自负于一身的”6现实主义划清界限,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1924年首次发表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以《罪与罚》里一段高利贷人房间内部的细节描写为例,表示坚决“不会走进他那间房子”,力主删除这些“懒惰或疲惫”且“缺乏新意”的“无聊的时刻”7。在卢卡奇看来,作为“小说填充物”的“专题式细节”(monographic detail)是19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创作渐趋远离生活的诗意与人性、陷入感官描写的症候,“物品和它在具体人类经验中的作用之间失去了叙事的关联性,意味着艺术意义的丧失”8。相较前几位批判者,结构主义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的观点相对中立,他认为“基于非核心细节(unessential details)的描写对于每一波新(文学)运动的追随者来说,看起来比前辈们固化的传统要更加真实”9,借助这类细节可以把握自古典时代以来文学追求“逼真性”(verisimilitude)的发展变化,比如托尔斯泰等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对“非核心细节”的关注,实际上“借助基于临近原则的意象压缩了叙事”10。
 
  当然,对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细节描写最著名的批判无疑来自巴特的“真实效应”,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1968年《交流》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真实效应》11。巴特指出,现实主义叙事中充盈着无法从结构功能角度予以阐释的“无用的细节”(useless detail)12。他以福楼拜短篇小说《淳朴的心》和米什莱《法国大革命史》中两处细节——欧班夫人家起居室钢琴上方的晴雨表和夏洛特·柯代(Charlotte Corday)行刑前监狱牢门上的敲门声——为例,认为这些“无用的细节”并非指向具体的真实,只是在遵守“支配表征的文化规则”13,营造“指涉幻象”(referential illusion)而已14。自西方古典时代以来,文学要求细节描写必须满足审美的需求,如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兴起的“图说”(ekphrasis),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的“真实效应”告别了古典时代“逼真性”对文类修辞的审美追求,在“放弃修辞模式限制”15的同时,作家不得不为描写寻找新的理由。在巴特看来,这个理由就是对“真实”概念的意指。他指出,这些细节掩盖了指涉物的缺席,“更改了符号的三个要素,使得描写的标记摇身变为物及其表达之间的一场纯粹邂逅”16。因而,当人们以为现实主义叙事中的描写直接指向外部现实时,“细节只是默默地在意指现实而已”17。
 
责任编辑:杨晓艳去阿特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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