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洋：我印象中的高名潞

　　在川美任教以后高名潞明显忙多了，有一次碰到他。他感叹这样大一个学校竟没有一个象样的图书馆，他甚至在图书馆里发怒了。图书馆长只是一个虚位置，让哪个系主任下课就调到图书馆当馆长/谁会认真投入呢？当时的馆长是付中超。他打电话给高名潞报告了图书馆的情况，高为之贫瘠到连一个美院应具备最基本的书都没有而感到愤慨和伤心，他当即命付中超按他开的书单购书，付答应的很好，可一拖在拖。始终没买一本。我当时看他那么气愤，我预感要出事了。
　　高名潞有一颗雄心，想把中国美术的理论系统建立起来，。当今的社会大家都跟热门走，策展热，评论热。这些都是和利益挂钩的，哪还有人能做下来认真做理论整理，梳理的工作。他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缺方法论，没有自己的独立语言，这是他一直提出的“中国性”问题。他想在找块阵地，扎扎实实培养一批学生，教会他们。他们在帮他完善他所谓的“理论系统”，那么这个地方是哪呢？他最终选择了重庆。忻海洲说，老高那次在川美作了一个大规模的讲座。这个讲座的礼堂里挤满了人，整个一个水泄不通，个个都仰着渴望知识的笑脸，高名潞在重庆的川美找到了八五时期的热情。那可能是第一次触动他来的原因吧，可他真的决定要来时，院长罗中立没有显出过分的热情，老高是容易被热情打动的人，这方面他有一种农民式的情感方式。在这个时候。另一家单位重庆人文艺术学院以极度的热情把高名潞感动了。他们的院长带队的一群人亲自去北京接他，送他，给他请医生看病，高名潞看到环境幽雅的重大，人才济济，可能一样培养学生。想不去川美也罢，这也一样可以搞他的事业，重大人文学院建校没几年，学生素质自然很差，但最要命的不是这个，而是高名潞发现重大那边其实不希望他翻天覆地的重写历史篇章，而是用他的大名招生，他有时不干事比干这要好些。他开始失望了。而以俞可，我和钟彪为首的川美帮又不断怂恿他到川美来，我们一再强调罗中立是一个很内向不善于表露情感的人，当他听说高名潞去了重大后着急的一晚上没睡着觉。类似这种言论我们不知说了好多，但最主要的是川美有岛子开辟的美术学系。虽只两年时间，但已初见锋芒。如果这支队伍听从指挥，如果学院能及时供给这支队伍，在如果这支队伍如高名潞那样的热情，那可能真会出现高名潞想象的阳光。高名潞实际上是一个激情浪漫主义者。充满理想又寸步难行。像样板戏李玉和的台词：“你锁住我双手双脚，锁不住我革命的热情冲云霄。”他是一个把毕生经历都扑在理想事业上的人。用陈丹青的话说，我们那代人，具有傻比似的热情。
　　在体制里，最好是少做事，或恰当的做事，想做的事也要曲线救国。如果你一往直前，奋不顾身的向前拱那不但费力不讨好，到头来没打到狐狸惹一身骚。严重的会死无葬身之地。高名潞满怀热情不知深浅的开展了他系主任的工作。美国式的思维在重山俊岭的重庆简直寸步难行。他的锐利一点点被软化和消解了，本来他也有他的问题，因为他不能完全放弃他美国身份，又要搞他策划的重要展览。这样在系里的时间就很有限，他本以为电话遥控美术学系，就可以运转自如，其实做梦。美术学那群爷们对付高名潞就象大人对付小孩。他被卖了却会帮人数钱，他本来有限的在川美的时间经常被纠缠于哪个老师分房子不均。哪个人与哪个人有矛盾和报帐找发票等具体事上，他看学校的图书馆实在是遥控不了，就决心在系上自己搞一个图书馆，两年来他辛辛苦苦的终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图书系统摆在美术学系。他做的具体工作我不是很了解。但从他的谈话中感觉到他对图书馆系统的空前关注，他常说现在对图书馆系统工作20分钟就等于以后工作10年。
　　他雄心勃勃地想把川美搞成全国理论研究基地。以后全国的理论导向可能要看川美，甚至有可能掀起类似85时期的新浪潮，这种想象在理论上都是成立的，可一到现实就是秀才遇大兵，有理讲不清了。他美国中国两面跑。这样既保留美国身份，又可以献身祖国。更可以通过多年在美国的关系和学术地位招引一些美国的资源到大陆以至到川美，但这样势必很大一部分时间就不会在川美，东奔西跑，而他的职位又是系主任，系主任经常不在那势必会天下大乱。系里纷繁复杂，十几个人分成若干派。根本不像他想象那样的可以遥控指挥，按部就班，他来这四年，我目睹了高铭潞逐渐败退的野心，也目睹了他逐渐苍老的面孔，这是一个多么有理想的人，他在现实面前捶胸顿是无能为力。
　　第一次我发现他在川美有危机感的时候是他刚来川美不到一年。可能的冬天的某个晚上，我和一些朋友在他家聚会，大家谈笑风声，很快活，后来高铭路面呈倦色便告辞回家了，当我把车刚停放在车库时手机响了，是高铭路的电话他问我是否再去他家聊一下，那时虽然参加过他的展览开幕聚会，但决没有到知心朋友那个份，况且我和他年龄身份差距离，更多时是敬而远之，而这时他叫我去，可能是一些什么重要事，我便又去他家，连下来便是他长达一个小时的诉苦，从他的叙述中我才知道川美并非他想象般的的如意，对他的待遇有名无实很多他想做的事也被闭隔下来。我感觉他有些遇到麻烦了。他最后问我，他可以选择多种路，比如专门研究艺术家个案，作策展，这是一条路。另外还有在川美建立强大的理论史论，使中国当代艺术有自己的方法论，后来他问我那个更重要？我说当然是后者，他接着问那后者寸步难行怎么办，我说只有多方面争取，我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其实我一直都不知我在说些什么，你想我本人都是游离于体制外的人又怎么能更好的主意呢？但有一点，他单独叫我说明他信任我。而我却无能为力。
　　翻过年他筹备准备了三年的"墙"展在北京世纪坛。具体怎样的展览效果我们没有目睹，因为当时再准备黄燎原的"现代画廊"的展览，05年的整个暑假都是在准备这个展览，此间高名潞打过电话，说有重要的事传达给罗中立，但他现在无法联系上他，他的语言呈现的很着急，他说他想为川美做一个多媒体影象展。他可以请到当今世界在国际上都很有声望的艺术家来川美。如马修。巴尼，比尔。维奥拉等等，但这样的好事一直没有得到罗中立的亲自表态，作必要的保证，而他费尽辛苦联系的美国大艺术家们都逐渐有了回映，终于把日期确定了，可又联系不到罗中立，很急切。我告诉他不用急，我会尽力帮他找罗。因为我知道俞可是罗中立眼前的红人，他是知道罗的下落，于是我打了个电话给俞可，俞可阴阳怪气的说他现在在北京，刚和罗院长下飞机。他们从埃及回来，现在很累，可能明天在考虑怎么回答高铭潞，我心里好奇怪，当时俞可是那么支持和呼吁让高名潞来川美，可现在他的态度怎么呈现的不冷不热，难道他们有了矛盾？事实证明是有了问题。
　　时间很快，高名潞的"墙"展搞完并拿到美国巡回展，他也回了美国，并邀请了王兴伟，陈秋林，啊昌去美国实地考察，在此期间我应荷兰王子基金会的邀请去了海牙自由艺术学院和在海牙度过了一个月，非常美好。回来时已是11月底了，回来上课业余时间烂酒和朋友聚会。那时王小箭(高名潞的师弟)是我家的常客，他那段时间显得春风得意，酒后必拉高铭潞说高铭潞是大英雄，高铭潞是他的救命恩人，全天下高名潞第一他第二，还有些不着边的鬼话，但每当说到最高潮时，便拍着胸脯说："你看这次高名潞从美国回来引进国际多媒体展，这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向敌人展开全面进攻，(我知道他说的敌人就是指俞可)"他眼睛眯成一条线歪着头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路海空全面轰炸。"我知道他说的是高的影象展，我同时感到可能出问题了，果不其然，最后没有搞成。　　那年冬天高名潞从美国回来到川美来上课的时候正好赶上俞可搞个活动。李建画廊开幕，当时搞的十分隆重。吴鸿，李建国，徐可都来了，坦克仓库坐满了内外嘉宾，我不见高名潞影子就去接他，并帮他引见一些川美教师。过一会，俞可把我叫到一边说，以后我们不要理他(高铭潞)。他是一点都不识时务。原来中午俞可代表罗中立到美术学系请高铭潞去院长办公室坐坐，正赶上高名潞系里开会发火，他对系上没按他的计划，进展很不满意，正赶上俞可叫他，他大声说："我不去，等罗中立的话兑现了我再去见他，俞可很没面子的走了，他说高名潞以老卖老。他真是气坏了，以后在也不帮高名潞了，我听这话突然觉得高名潞本来单薄的身体更单薄了，他有些危在旦夕了。
　　其实高名潞犯了个错，他的国际影象展应该找俞可合作，可他偏偏听了王小箭的话，想和他合作，小箭是一个烂酒不成事的人，后来俞可处处拆台，他的戏只有泡汤了，本来可以在川美做起来声色大振的事，如今成了浮光泡影，他狂怒，他抱怨，他伤心，错失了与国际一流当代视觉影象艺术交流的平台，但是他所做的一切跟俞可有什么关系，凭什么俞可去帮他？他搞不懂体制内的规矩，我感觉他的问题越来越大了加上"墙"展在全国引起了空前争议，方力均，张小刚，岳敏君，王广义都没在他的展览中，北京的大腕也开始反功他了。我那段时间觉得他老的很快。
　　中途发生许多事我都忘了。在06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他又一次到川美，不几天听说他病了，很重。我赶忙感到重医。在楼梯间里看到他躺在病床上身上吊很多管子，面色惨白，见到我勉强叫声我的名字，就闭上了眼，我的心里突然有种长空撕裂的难受，他真的不行了，2002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哪是现在这个样子，当年一个洒脱威武的中年人，如今已是头如雪，鬓满霜了。他倒下了，从身体到思想，他倒下了，真真切切的倒下了，可能永远不会起来。可能一个时代过去了。我当时在想。
　　从我最早接接触到高名潞，2002年的"丰收"展。到2006年我的瑞士个展邀请他到卢森来，基本是壮志未筹，满怀激情的印象，可直到那天在电梯间里送他到病房，我觉得有种烟消云散的感觉，2007年3月我从荷兰回来到北京拜访他，他又瘦了许多，他依然喜欢和我谈话，把我奉为上宾，亲切的如家里人，越来越像个瘦弱的学者，也越来越虚弱了。谈话中知道他依然想做以前计划的事，但我觉得他有些力不从心了。第二天我去艾未未家里，真是截然不同两重天，一个如日中天，一个日落西山。艾未未依然肥胖，越来越像个大地主了，跟旧社会地主不同的是他雇佣的都是外国人。而在他50岁生日之际，参加卡塞尔文献展是送给他最大的礼物，他头后面剪成个F字型，口里语言依然幽默，嘲讽每件看不顺眼的事，能感觉到这是他大吉大利的时期。而高名潞自从美国回来，江河日下，每每兵走麦城，可叹一代英豪。
　　不久前到川美来了一段时间，越来越感觉他和川美没什么关系了。小代安排了伙食，不久孙晶和孩子也来了。他越来越离不开他们，哪怕一刻。我也经常去他家吃饭，茶余饭后摆些笑话。他依然消瘦弱不禁风，临走时在川美搞了讲座，又是座无虚席的宏大场面，讲演厅里传来他抑扬顿挫的声音，依然讲他的方法论，依然讲他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对中国现状的着急，之后罗中立请客大家一起吃饭，看电影。当时很高兴，第二天他便回北京了，是我送他，我劝他要建立自己的"禁军"，万事都靠他操心是不行的，要把身体拖垮，他也接受我的意见，可没过多久，他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川美又一次失言，没有把答应留给他的人留下，他失望极了，这次他真的想走出川美了，我劝了他一阵，想必没有多大用处，同时很理解他的难处，不给他人真的无法做事，体制内的事就这么难吗？知识份子圈太复杂了。
　　单纯的人忙前忙后，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高名潞02年从美国回来，想依靠体制的力量完成他余生的大业。到2007年想写辞职报告，在这耗费了5年心血，白白时间白白浪费了，我常想如果有一个合适的环境，有一班精干的人马给他，高名潞的威力很可能全面的发挥出来，他对中国以至世界，都回添加一道大餐。可惜啊，没有十全十美的机缘。在与体制捉迷藏一样的游戏里高名潞变老了，白发增多了，却减弱了那气吞山河的壮气。
　　现在回想起高名潞，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一个好人，一个永远也不坏的人，一个只有白天没有晚上的人，也是一个容易受伤害的人。
　　写作于2007年12月----2008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