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占洋：我印象中的高名潞

        第一次知道高名潞是看了他编的一本叫《中国当代艺术》的书中，在作者简介前面有一张两寸的小图片，图片中的高名潞像40岁左右，穿着西装，厚厚的镜片下目光炯炯盯着你。我感觉他是一个类似搞理工科的说话咬文爵字者。而且严肃近乎于庄严。是个难以接近的知识分子。这是我从照片上得到的影象。至于他做过什么事，那时候我知识有限，还不知道什么叫当代艺术，只知道他是哈佛的理论学博士。
　　99年——2001年是我人生最坎坷的几年。在北京过惯了阳光明媚的生活。突然回到淫雨菲菲的重庆，似乎回到了地狱，一进入9月份就很难在看到太阳了。整天是毛毛细雨，下个不停，白天下晚上也下，不大不小没完没了，暗无天日。有时睡了午觉突然醒来，真不知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在重庆没有明晰的时间和空间感觉，。而99年刚回重庆又恰逢美院改革。雕塑系说要下岗一大批教师，整天开会闹的人心惶惶当时的史书记威严的像天山老母，在系里张口喷血，闭口喷血，可怕的不得了，现在看来她不过是一条毛毛虫在你的面前爬来爬去。这样让人不按的工作单位加之阴郁的天空。更使人心情沉闷。那时我真的很想在去北京了，卡去北京的有更好的理由。清华美院的李象群想把我调到清华，但我的学历不够，让我考他的研究生，说这是唯一可以进清华的通道。于是我又怀着傻比似的热情学习外语。天天去科圆路的党校去上考研外语班。外语课上经常不知道老师讲到哪了。30多岁的人了跟20来岁的青稞子娃同进同出，真有些勉为其难了，那不是因为我好学。而是形式所迫，但我不是那种十分坚强的人。虽然生活艰辛也没能磨练出铁的意志，考研的结果是外语只得了29分。上清华有些不可能了。
　　其实最难受的不是你生活在地狱，而是你被告知将要离开地狱时突然又毫无希望的的回到地狱。那时我的心情好惨淡。重庆我不想呆了，清华又没去成，没希望的我只有好死不如赖活着。2001年秋妻子又怀孕了，只使我满怀抱负的心渐渐平静下来，安于现状的活着。
　　俞可和我一样是外来户，来到川美，经历了残酷的斗争。结果斗争胜利逐渐站稳脚跟，他一直对我不错。认为我是一个有希望的人。虽然当时我自己却不知道希望在哪里。2001年10月间，我父母到重庆，我们经常一家人出游重庆近郊。我岳父岳母，我的父母还有我大肚子的妻子走在南山北温泉的路上，我突然觉得我和老人家们一样，提前过了退休生活。
　　有一天俞可碰到我说高名潞来川美了，他介绍我见他一面。我按他给的电话打给高名潞，高名潞说今天很忙，约在明天中午，明天中午打过去，又说现在脱不开身，约到后天下午3点，到了后天午饭后，看时间还早，我就开着小奥托车拉父母到九渡口江边转转。两点半钟我们回来去见高名潞完全赶趟，可不巧回来堵车，堵的很死。我有些着急了，本来5分钟就可以开到美院，在路上堵了近半个小时。回到川美已经3点多了。我把车停在外招楼，匆忙奔向高名潞下榻住所，忙乱中忘了拔车钥匙。当我敲开房门，看见他跟一个大胡子艺术家看图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名潞，威严庄重，一丝不苟。和他书上作者简介的2寸图片感觉一样。他们还在讨论事情，告诉我马上完一起走。我只有等，但惦记着楼下的车，钥匙还没拔。怕别人上车开走了。很想下去把车锁了在上来，但很可能在我下楼的空挡他们谈完了，又一个艺术家挤进来。反正他们讨论不会太长，等吧。哪想他们越说越起劲，不觉中手表的指针已经三点半了。看者他们高大的背影，我心中挂念着插着钥匙的红色小奥托，别让人开跑了。高名潞不时回过头来说马上就完。搞的我更不能下去锁车了。我手心攥出了汗。心里默念，别让人开跑了。千万千万。
　　终于他们发出了一阵爽朗的笑声，告知谈话结束，大胡子艺术家还在罗呢罗嗦边卷照片还边和和他说些什么。高名潞双手插兜不紧不慢的回答他于这问题不相关的事。那时我真想铲大胡子个耳屎，罗嗦什么呀。还不快点。终于我们走下楼梯，出了大门。当我看见我的红色小奥托还平安的放在图书馆门前时，我的心一下子落地了。我有礼貌的请高名潞坐我的小奥托，他问家多远。我说就在马路对面，他说我在对面那哪还用坐车。走走挺好。他坐了一天了，说着就大步流星的向前走了，我很想说等会，把车锁上，可心情一复杂没来的及说出口。他已经走的离车很远了。我只有跟着，回头望望红色小奥托，它身影越来越小，生怕谁把它开跑了。
　　路上高名潞问我有没有工作室，我说没有，只有些图片，家里也有些很小的作品，大的放不下。我们边说着已经快步来到唐坪村我的家里。他对我家暗淡的日光灯和木纳的我的老父母并不在意，专心的看我的作品照片。我到卧室叫醒正睡觉的老婆，告诉她车没锁，让她把车开回来，当时她听说车没锁仍放在美院里，惊得张大嘴巴，生气地匆匆出门去了。高老师继续看这些照片。不久我妻子回来神情愤怒地小声告诉我车不在了。我的头轰的一声，但表面还保持着平静，若无其是地劝她在去找找，她气冲冲的又出去了。高名潞还在仔细的看着作品照片。没注意到发生的这一切，可我的心早飞到红色小奥托上去了，当时我们把几乎所有的积蓄买了这个二手车，还没开上一年就丢了，这岂不要伤到妻子的胎气。刚才还在这一会怎么就没了，但想起电影中很多镜头，很多可贵的东西就在一转眼尖不易而飞。我就越发相信丢失的可能性，这时我的心已经完全不在高名潞看作品上了。心里翻江倒海，心想高走后我怎样到派出所报案，又怎样八方寻找，但最后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警察是没用的，我的红色小奥托就这样没了？一转眼间没了？哪个无耻之徒偷的？这时我已经很希望高名潞走了。可他还在认真的看，厚厚的照片好象才看到一半，我心里越发着急了。过一会郭晋打电话问我高名潞下一站能否如约到他画室，我心中一亮，马上跟高老师说了，可高让我告诉他说今天太累了，我这是最后一个，明天在说吧。说完继续看，我有些心急似火了。但表面上还是很平静的样子。我本来挺喜欢讨教一些艺术问题，可这会哪有心情，只回答他问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他问我有没有搞过大型个展，我说没有，末了，他看完照片站起来，双手插兜不紧不慢的看着我家柜台上摆的小件作品，我的心已经绝望了。想着红色小奥托的后事，只祈盼老婆别伤胎气就好了，丢就丢吧。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材烧。
　　终于他说，就这样吧。该回去了。我说好，怀着无比着急无比沮丧的心情把他送出门口。突然妻子驾着红色小奥托迎面开过来。啊！天啊，没丢，终于找到了。谢天谢地，一场虚惊，我的心又恢复了常态。把高名潞一直送到校门口。赶快回来和妻子分享失而复得的快乐。原来他以为我说的美术学系还在师范楼，不知道现在已搬到图书馆大楼那边去了。她到师范楼找车当然找不到，后来到图书馆那边才找到。
　　我有些后悔当时没有和高名潞讨论一点深入的问题。像这样的高人可能以后永远没机会见到，可真见到了又因为“丢车”而心不在焉。真是叶公好龙！
　　生活是平淡的。一切都会过去。它像湖水，偶而会激起浪花，马上又恢复平静，那激起浪花的石头和砖块都会沉如湖底。作为记忆载入平静中。
　　翻了年春天来了，妻子肚子越来越大而我也越来越像退休工人了。整天陪着妻子东游西逛。忽然有一天从系上回来，妻子说北京打来个电话，是高名潞的合伙人王明览打来的。他们正策划一个叫“丰收”的展览，高在美国，在中国的艺术家都有王明览联络。我为之一震，原以为与高老师无缘了，却又有可能死而复生。立即感觉浑身是劲。这种得而喜失而忧的性格，使我不论经历多少磨难，却难以使修为更进步一点。
　　五月间到北京勘察农展官展场场地。艺术家互相见见面。当时因为高没在。国外的大腕没时间来，只有几个年纪青的。印象最深的是陈小云和陈秋林，我和陈小云住个房间，。他年纪和我相仿，但说话充满自信。对“道”上的人了如指掌。看来他是一个经常在“道”上混的人，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又见到了他，和郑国谷曹菲他们一起搞展览，只打个招呼，已经很陌生了，其实本来就是很陌生的。
在农展馆那个展览挺有意思。叫“丰收”。有关农业的艺术展，又在农展官。原本是一个叫张仁平的中央电视台的人张罗起来的，山东汉霞市想在农展官搞一个农业展览，其间要搞几场文娱会演之类的堂会，以推销当地的特产苹果。张仁平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市领导不如搞一个当代艺术展更有意义，推广的力度更大。他的朋友王明贤把高名潞介绍给他。他又把高名潞介绍给市长，就这样，阴差阳错就成了；我们真不知道一件成功的事物背后隐藏着多少条件，有时候万事具备了就只差东风，有时候感觉危在旦夕，可不知怎么又活了。市长本想搞文艺会演，张平仁却说服他搞艺术展，他不懂艺术却相信高名潞美国的博士身份，这样这个展览带着120万的资金搞成了。还请了当今国际上最知名的大腕。据说当时还有蔡国强，但后来他与别的展览冲突，放弃了。参加展览的有戴光郁，徐冰，黄永冰，展望，宋东，尹绣珍，陈秋林，陈小，汪建伟[微博]，钟彪，顾德新和我。展览虽只有5天，但效果很好，他有些八十年代展览的感觉，人山人海，是我看到观众最多的一次展览。我为那个展览付出了很多辛苦。
　　第二次见高名潞是第二次到北京看场地，进一步落实展览的事。高名潞从美国回来了，住在花家地苏新平家里。俞可那时崇拜高名潞。说他多么重要，当年高曾是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我听得目瞪口呆。俞可说他掀起了八五运动，搞的89大展。他这次搞展览是在美国沉寂多年后从新返回大陆的先兆。是为他两年后的“墙”展选人。如果进入了“墙”展就等于进入了中国当代美术史了。他说起有些像进罗汉堂里的五百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