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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运生追忆其恩师董希文

时间:2021年04月27日 作者:袁运生 来源:董希文艺术研究与纪事

英德先生:
你的来函及大作《试评董希文油画》影印文本均收到。谢谢你。
我一直在注视着你的美术评论。你关于大陆美术运动的文章涉及面是如此之广,资料也十分详尽,令我惊奇。


袁运生本信手稿局部


克平从巴黎来,告诉你正着手写一篇关于董希文先生的评论文章,我作为他的学生,自然感到关注,能够把我知道关于董先生的一些情况告诉你,当能有助于你增添一些感性资料,我是高兴的。孰知你的大作已经写成,并将原文影印一份寄我,征求进一步的意见,并且几天之后便在纽约读到它,你办事的迅捷、严谨,真感动我了。

我生平有幸结识的老师之中,董希文先生是在我的学生时代影响最深,也相知最深的一位。由于我们各自的处境,有时他不得不顾及环境而宁肯疏远一点,有时他又会忘记,因而吃了亏。即使后来我们绝少见面的机会,他一直惦记着我,我是知道的。

他,自律极强,是一位使命感很强的人。就像中国历史上那些典型的知识分子,各种矛盾都淤集在胸间,也不叫一声苦。坚信艺术的理想比这一切都更重要,一生坚持油画民族化这一目标,并告诫他的学生,“一笔负千年重任。”他用所有的精力,抓住每一个有限的机会,努力实践,耗尽心智。如果命运环境对他不是如此严酷,以他的才情、勤奋,该做出多少有更大意义的事啊!

他说过,1939年去越南,本来是要转道前往法国的,可惜因为太平洋战争没能够成行,许多事只是因为一种偶然乃改变了一生的经历。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幸是一直被隔绝在封闭式的社会里(只是在1957年去过苏联一趟,为时也短。)使他没有机会就世界现代艺术的背景去探讨中国现代油画的问题,而不能把握当今世界文化的潮流,很难确定一个油画民族化的方向。因为隔绝是人为的,而且从个性、内心的愿望讲,董先生是非常希望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现代艺术的一切方面,是不得不在阻隔之中求生存和发展,这实在是当代中国艺术家极大的悲剧。

身在大陆的现代中国艺术家常常热衷于油画民族化或装饰性艺术,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企图找到一个现代艺术的藏身之所。60年代以后许多人去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和民间艺术,发现和希望那里有一座桥梁,可以名正言顺地通向现代艺术之路,而不用在理论上遭莫名之灾。即使如此,敦煌艺术也大多数在口头为人们所称道,像董希文先生以实践去追索这条崎岖而又充满吸引力道路的人并不多,人们多数习惯性地害怕思考或承担什么隐忧。

《开国大典》是受到表扬的一个例子,《红军过草地》是他在1956年完成的另一幅巨作,却被打进冷宫,直到1977年他的遗作展,还有人力阻这张画与观众重新见面。这张画已严重受损,只是因为一位他的学生的发现,较早地给予了保护,才侥幸地被人们遗忘。在《红军过草地》之中,作者以四十年代初曾经尝试过的国画写意人物的笔法,做了一番大块文章,这种大笔触后来被运用在六十年代初的西藏第二次写生作品里。此画的另一个突破,是色彩的抽象化倾向已十分明显,全画以普兰和橙黄为基调间以土黄和黑色,色彩表情极为严峻,被批评者认为是充满了对于革命的悲观主义情绪。事实上这幅画是颇富于人情味的,篝火、笛声、重云,深沉的思绪,的确是有一种悲壮的情调。作为历史画,能够做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是极其难能可贵。这幅作品是董先生在油画民族化方面更重要的一次努力,由于在政治方面他受到党内严重处分—留党察看两年,更失去了在大作品上放手发挥的可能。1962年初他从西藏回来,本来是另一个机会,他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准备他在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的两幅大壁画计划,他打算大显身手,可惜不久便开始的更为严峻的政治形势,完全打乱了原来的计划。
 


董希文 《红军过草地》 布面油画 260×400cm 1956年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写到这里,不禁忆起许多往事。往事如烟!

1962年的春天,这是大陆“三年困难时期”最凄苦的日子快要走到尽头的那个春天,人心也渐渐地复苏,我们那个右派集中劳改的小农场,在几个月中也纷纷作鸟兽散,右派帽子大都摘掉了。我和其他几位年纪最小的又回到美术学院继续最后一年的学业,我又回到“董希文工作室”。这里的气氛比我离开的时候大为不同,我是在经过一次全系大会批判抗拒改造后,加重处分去受劳教的,很少能从同学的眼睛里见到温暖的一窥。这时又活跃起来了,我常常成为被请教的对象,学生纷纷提出如何摆脱苦恼,这是这个工作室自1958年成立后最兴旺的日子。我画了一张名为《水乡的记忆》的大幅油画毕业创作,成为系里争论的焦点,不久又在社会上成为论战的焦点。最初是在展览会的留言簿上论战,随后便被抬到报刊上批判,这实际上便象征了1962年开始的短暂的美好日子的结束。这是1963年中的事,已是后话。

1962年却不是如此。夏天董先生在系里极力推荐要给这幅作品评以最高分,另一派则认为只能给不及格。我的作品一反所谓教学正规化以来一切靠模特儿办法创作形象,完全是记忆中的夸张,变形的形象,也没有一点点“新气象”。董先生敢为这样一张画与当时系内留苏派统治集团抗争,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袁运生《水乡的记忆》(2020年修复后)
布面油彩 243×245cm 1962年
2021年艺术家捐赠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袁运生《水乡的记忆》手稿

 

责任编辑:杨晓艳去阿特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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