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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非马：材料社会学转换

时间：2023年07月07日 作者：吴鸿 来源：艺术国际网

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看来，西方的哲学历史即是形而上学的历史，它的原型是将“存在”定为“在场”。借助于海德格尔的概念，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将此称作“在场的形而上学”，意味着在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则，一个中心语词，一个支配性的力，一个潜在的神或上帝。这种终极的、真理的、第一性的东西构成了一系列的逻各斯（logos）。而逻各斯则是永恒不变，它近似于“神的法律”，背离逻各斯就意味着走向谬误。

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指出了“符号”的任意性。也就是说，作为结构语言学的一对基本范畴，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自然的联系。这种联系的随意性，保证了它们各自的独立。结构主义哲学同时也指出一个文化意义是通过一定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是通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来体现其深层结构的。

而解构主义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对现代主义正统原则和标准批判地加以继承，运用现代主义的语汇，却颠倒、重构各种既有语汇之间的关系，从逻辑上否定传统的基本原则，由此产生新的意义。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其目标就是要打破被称之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打破现有的单元化的秩序。当然，这种秩序并不仅仅指哲学秩序，还包括个人意识上的习惯性秩序，比如审美习惯、认知习惯、思维习惯和人的内心较抽象的历史底蕴积淀形成的无意识的文化性格。比如德里达就是以符号“所指/能指”同一性的破裂，能指与所指的永难弥合，结构中心性颠覆为“差异性”的意义链为自己理论的起点，进而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

合艺术小组（康悦、钱亮、付廷栋）《软实力》，布、棉花，尺寸可变，2017年

李洪波《纪念碑》，教科书，240×60×60cm，2016-2019年

李洪波《纪念碑》局部，教科书，240×60×60cm，2016-2019年

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运动也在视觉艺术领域向古典艺术堡垒发起了攻击，其参与者从不同的角度发现了传统视觉文化“意义深层机构”中的一些问题，进而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动摇了古典艺术看似坚固而永恒的意义逻辑链条的合法性。

比如塞尚（Paul Cézanne）对于空间透视法则的怀疑，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对于笔触（物质化的色彩关系）与具体意指对象之间的同一性的怀疑，以及形而上主义者对于稳定的物质空间结构法则的怀疑，等等。经过现代主义的穷追猛打，视觉艺术解放了空间，解放了形式，解放了色彩，解放了笔触，甚至解放了作为作画的时间过程性而存在的“行动”。唯独作为视觉造型语言结构底层的材料，迟迟无法走出语言结构的“巴斯底狱”的桎梏。

杜尚（Marcel Duchamp）孤独地出现在一群形式主义者们中间孤掌难鸣。他天才式的提出“现成品”的概念之后，很少有人能够体会到在现成品的背后所隐藏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历史底蕴、心理习俗等诸多深层问题，而仅仅只是将它作为一种造型材料的替代品的试验而看待。比方说，那些仅仅是从造型或色彩的形式角度来使用生活废弃物的“综合材料”或“综合绘画”，其本质上与古典主义式的看待造型材料的意义是别无二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毕加索（Pablo Picasso）使用自行车坐垫和把手制作的那件名为“牛头”的作品也只能算作典型的现代主义形式范式，因为形式的象征性不能等同于语言符号。事物之间象征性的联系是永恒的，而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系是偶然的、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