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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宇红：叫停“女神节”！重启女性节！
时间：2023年03月08日 作者：何宇红 来源：ARTTALK
前言
似乎是一种巧合，每一年的三八女性节之前都会有一个与女性有关的焦点问题出现。鉴于关键词搜索的敏感性，本人就不在这里重复往年的历史问题了。今年的上野千鹤子和她与北大三女生的对话在二月上了热搜，引发来自社会各界的争议，我在北京出差，济南开会和到上海讲座的十天左右的时间里，每天都在陆续收到朋友们发来的有关链接。有人甚至对我说：你应该成为中国的上野千鹤子。
嗯，感谢朋友们对我的关注和信任。但我想给予的回答是，我从不想成为谁，更不想为成为谁而专门成为谁；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准备好了接受上野千鹤子吗？换句话说，中国有产生上野千鹤子的土壤吗？
所幸的是，上个月二十号在北京介于中国学者戴锦华和上野千鹤子的一场对话“罕见地”没有提及西蒙·波伏娃。这是多么的不容易，不简单；显而易见，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中国的出现是非常令人可喜可贺的，尽管它还仅仅出现在非常小的学者知识分子圈层内。还有令人欣慰的是，我在上个月二十六日在上海与来自社会各行业女性们的座谈和对话中（主题为 « 女性意识的成长与觉醒 »）看到她们的积极思考和提问，有些问题甚至是很尖锐和深刻的，她们的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最重要的是，我从她们身上看到了我在十几年之前的中国女性那里所没有的状态：温婉，阳光，知性，好奇，平和和从容。当然，上海是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历史背景和底蕴的地方，它的独特性必然决定了它的非普遍性，中国有一种文化叫“上海文化”，即所谓的海派。在西方人看来，它只代表上海，不代表中国。
非常遗憾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有“所幸”就必有“所不幸”。就在离开上海的前夕，我收到两则信息，都是邀请参加一年一度“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的。只是他们彻底换了一种说法，一个叫“女神节”，一个叫“女王节”。我问对方，女王节是个什么东西，实话说，我心存惶恐。对方语焉不详，或许是觉得我的问题太愚蠢。我说，不需要把女性一下子从奴隶变成女王，把她们正常当人对待便已经很好。对方是男性，肯定觉得我是个刺猬。无独有偶，这事儿让我想起上野千鹤子的 « 看不见的女性 »扉页上的那句话：“献给不屈的女性，继续当一个难缠的人”。
面对女性问题，历来没有作业可抄
首先确认的是，我们既然用的是汉语论述，那么我们谈论的肯定是中国的女性问题。去年的十二月，我在接受美国华裔艺术家郭桢的邀请所做的讲座“女性主义艺术观念认知的困境”时提到过这个问题。所以今年的这个三八女性节，我们所面对和针对的是“中国女性主义认知的困境”。
如果可以把时空当作一个坐标系来观看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女性问题，纵向（历史）显示所给予的线路图，似乎是断层的，碎片化的和没有关联的。比如说，中国女性主义的觉醒其实早年在五四运动之后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报纸，电影，话剧，艺术，小说文学诗歌一应俱全。那么，论证我的”不可随便抄作业“的说法，有一篇小说特别能够说明问题，就是鲁迅的小说“伤逝”，读过的人都知道它的结局很悲惨，鲁迅甚至还写过一篇更加有力的文章“娜拉出走后怎样？”。这种状况，后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似乎灭绝和完全改变（中国人民都已当家做主人，没有女人再要出走）但改变并不意味着“变好”，“妇女能顶半边天”是典型的政治正确的一个范式。而三十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汉子们的各种拼命或部分女性的自甘卑微则又构成了另一番具有时代征的全景图….所有的这一切隐藏的社会历史背景到底与人性里的东西能够达到多大的契合，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和深究。
上野与北大三女学的对话被大家一致诟病，是件好事，说明大家的反思和批评意识很强烈了，这种主动思考和行动力或许是值得关注和点赞的；但另一方面，它的统一口径般的一边倒又再次带来一种嫌疑：第一，网络喷子写手的激情需要和惯性操作。歪曲来自两面：A，对上野千鹤子的歪曲；B，对中国女性的一味中伤。AB效果其实都是一样的，即一种谩骂后的畅快淋漓和快感。这种行为到底对女性问题的帮助有多大？这才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焦点。这里，我很想引用上海艺术家“一枚”的留言来说明我所要讲述的问题，她写到“我的困惑是：看留言几乎没有一人站在三位女生这边！全是噼里啪啦地表示不屑和责骂，主要一是因为她们曾是北大毕业，二是因为她们谈的都是婚姻琐碎一二三，学术含量不高。我的天，北大生就不能有婚恋困惑吗？婚恋困惑连波伏娃都有啊，我也有。听来，她们之间并不是学术思想论坛，而是闺蜜似的轻谈，对上野大姐大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要对这三个女生上纲上线？我认为要同理她们啊！至于穿睡衣，在宿舍里穿睡衣很正常啊，干嘛一定都要设定在职场？我昨天还睡裤裤脚外露10公分和外裤形成对照出门溜达呢，感觉还是一种新时尚呢？”
我足实乐了十分钟，可爱的一枚，喜欢她的不随众。
是的，任何时候都没有作业可抄。我们最终所要走的，还是自己的路，因为我们的文化，历史和传统背景太不相同。
无论日本还是美国或法国，与中国比起来，它们的社会体制，工业化进程和历史都有极其大的差异。中国女性在婚姻和爱情上的“急匆匆”有她们的深层心理原因，哪怕她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要忘了，第一，她们的父母和亲人仍然是传统的，还有她们所在的学校和单位也是传统文化链条中的一个个环节；第二，她们的未来并没有被像日本和欧美的福利和社会保障所覆盖，她们可以用“还完全处在社会弱势群体”的阶层上来定义….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问题研究者应该清楚地看到中国女性已经从旧的三座大山压迫下过渡到“新的三座大山”下，这种不觉明厉甚至是没有显见性的新三座大山在“新自由主义”的漂亮外衣下达到了它的合法化，是新时代中国女性背负的新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上野在她的 « 看不见的女性 »一书中描写的真真切切。建议大家去阅读。
就我在法国，对欧美女性主义多方面的观察和解读，以及与中国的对比，我在两边的亲身经历…..我认为我们无论从哪个专业来做研究，来实际操作，甚至来生活，我们所有的纠结和疑惑，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观念认知的问题”。语境下的问题，要用语境下的方法来解决，这个真的没有作业可抄。我在上海作“女性意识成长和觉醒”讲座时，被大家提到的最多的问题，是“怎么去面对女性问题和怎么得到解决方法”，我的回答是：没有解决方法，女性主义运动不提供方法，它所能做的是让大家时刻保持清醒的意识，来尽量规避和减少因各种新旧问题给女性所带来的困惑和灾难。
“女神节”说法的悖论
不知从何而起，被叫了半个多世纪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称呼，在中华大地上已经演变成了现在的“女神节”或“女王节”。从绝对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到反对封建王朝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曾几何时，我们却悄悄地重新开始对“高高在上的一切存在”展示出各种匍匐和顶礼膜拜的姿态？简直匪夷所思。是的，这里我不得不再次着重提到“厌女症”（misogyne）。
厌女症，是一个西方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中的专用名词，它最早来自于古希腊语；在十八世纪才被正式收录在现代用语词典里；但彼时也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且它被学术界与“性别歧视”（sexisme）混为一谈，“性别歧视”的概念遵循了“种族主义”的语法逻辑，所以它完全将男女性别之间的问题弱化了，须知，“种族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含糊不清，消弭本质的概念，它留下的唯一比较清晰的东西就是“仇恨”。所以，就连大家所参照和崇拜的弗洛伊德都在他的论证中反复强调女性始终无法摆脱所谓的“阴茎嫉妒”症。法国女性主义领袖级人物，精神分析学家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在她的 « 两性的存在 »（ « il y a deux sexes »）中犀利地指出：”在弗氏唬人的言语背后，难道不是隐藏着纠缠在男性心底深处的对女性的子宫嫉妒吗？”这种颠覆性的理论直指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女性问题之要害，并可以在诸多被尊为法典或大师级的哲学或文学等学科中找到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漏洞，直逼“厌女症”成为理所当然的历史学注脚。使女性永远在一种“压抑”的精神状态下无法成长。以至于“厌女”的不仅仅是男性，更是女性们自己。
被盘剥和奴役的女性，几千年以来，从大家所熟悉的“性符号”和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到近现代大反转的一种看似理想主义和皆大欢喜的普遍平等主义。这种抹杀两性自然属性和差异的做法是反人性的带有谋杀性质的卑鄙行为。它打着进步和现代化的幌子，模糊了人们的判断力。福克将它比喻为“给婴儿洗完澡，然后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只有赢得男性们拥有的权力，地位和荣誉，那才是至高无上的，这并是儿子和“女儿子”的理想共和国，女性的概念完全被擦逝掉了。成为“神”（男性）和女国王，是她们的最终目标。
“厌女症”在汉语语境里没有能够生根开花，这个词几乎没有在无论学术还是民间通俗用语中出现过；然而，在东方，我们的亚洲邻国日本，那里的上野千鹤子女士找到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概念非常贴切易懂：“恐弱”。她说：“恐弱”的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弱者，不愿被当作牺牲者，所以，她们也不允许其他女性如此表述自己，这其实就是“厌女”。上野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起初很多女权主义曾对它满怀期望。因为她们觉得资本主义基于“经济合理性”的运转，可能会消除性别差异，令父权制解体。也就是说这些女性期待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自由主义能够消灭男权和父权制。然而事与愿反，席卷全球3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过程中，资本主义指向的市场不仅没有完全合理而公正地运转，而且将市场之外的所有变量，其中包括人种、性别、国籍等等的东西悉数裹挟进市场之中，并从中获取红利。所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所引导的新自由主义根本没有消除性别间的差异，而是重构了性别差异而已。中国学者戴锦华女士在回应上野千鹤子时强调补充道：新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个好听的名字或者说面具，叫作“全球化”。我经常说，新自由主义不配享有“主义”二字，因为它甚至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暴力的掠夺，赢家通吃的实践。其实在中国，市场经济使我们高度浪漫化了市场本身的力量，我们相信市场能够带来更多的公平公正，但我们切实经历到的却是市场把所有的不公平都合法化和自然化了。再者，“恐弱”在我的理解中是“慕强”的翻版，当一切都在鼓励我们成为胜利者，成为赢家时，所有的软弱，包括女性的软弱、男性的软弱，所有的蔑视以及践踏失败者的逻辑都似乎成了一种必然。
所以，最后，全社会想成为“女王”的女性和想成为“王”的男性一样多，而想成为“女人”的女性则寥寥无几。
何等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