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重量：在末世恐惧中重建精神家园艺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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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重量：在末世恐惧中重建精神家园

时间：2025年10月13日 作者：旺忘望 来源：跨界艺术家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指出，他的作品“在末世恐惧中仍能通过震撼人心且具先知般洞察力的作品，重申艺术力量”。这句授奖词仿佛是对这个时代的一记响锤——在战争、气候危机、政治极化与精神异化的阴影下，艺术不能止步于后现代主义的轻盈解构，而必须重返重量，承担起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使命。

当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时，艺术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敢于直面存在的深渊，并在虚无中重建意义的能力。

站在21世纪中叶的这个历史节点，人类仿佛站在一个充满岔路口的十字路口。我们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但我们面临的困境也同样严峻复杂。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群”：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正在埋葬理性的对话空间；全球性流行病的阴影从未远离；因战争、冲突和气候变化而产生的难民潮冲击着各国边界。技术革命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了威胁——AI可能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算法偏见与数据隐私问题正侵蚀人的自主性；基因编辑技术既可能治愈疾病，也可能打开“设计婴儿”的潘多拉魔盒。互联网与社交媒体在连接彼此的同时，也成了虚假信息与仇恨言论的温床，侵蚀社会信任，破坏民主进程。地缘政治紧张与核扩散威胁依然存在，而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却难以有效应对这些新型挑战。

这一切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气候变化导致资源短缺，引发冲突和移民，加剧地缘政治紧张；经济不平等助长民粹主义，破坏全球合作，使应对共同挑战变得更为困难。

在这个问题网络中，人类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合作、远见卓识的政治领导、深刻的科技伦理反思以及每个公民的责任与行动。

当代艺术界曾长期浸淫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中——“解构”、“去中心化”、“戏仿”和“意义消解”成为创作的圭臬。在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对宏大叙事的怀疑是一场必要的思想解毒剂。它打破了僵化的权力话语，为边缘群体发声开辟了空间。

然而，当解构成为常态，怀疑成为本能，这种姿态就容易滑向“轻漂”。它仿佛一个只负责“拆楼”却不负责“重建”的批评家，在一切都化为碎片后，只留下意义的废墟和精神的虚无。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的获奖提醒我们，艺术不能停留在后现代那种彻底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的作品《撒旦探戈》、《抵抗的忧郁》展现了贫困、绝望、污浊和黑暗，却没有提供简单的解脱和救赎之路。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称他是“当代最富哲学性的小说家”，是果戈里那样能触及人灵魂的作家。这正是因为他超越了单纯的解构，勇敢地直面人类存在的根本困境。

在讨论艺术的重量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探讨艺术承担“终极关怀”的能力。所谓终极关怀，是对人们生存意义的感悟、理解、追问，并通过这种形式使其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与只是放松、抚慰、宣泄人们生活情绪的“初级关怀”不同，终极关怀意味着艺术应追问存在的意义——我是谁？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这些永恒的人类命题。蒂利希认为，“宗教”一词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宗教即为“终极关怀”。一切艺术皆可表现终极关怀。而风格所代表的，是人与现实相遭遇的不同方式。

在拉斯洛的作品中，这种终极关怀表现为对末世恐惧的直面与超越。他的文字不是简单的悲观主义，而是在绝望中“再次证明艺术的力量”，在黑暗中对人类精神力量的肯定。

中国古典艺术之所以发达，正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本体论并不发达，宗教也不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古人的终极关怀往往是通过审美活动加以实现的。这种代偿功能使中国艺术自古以来就承担着沉重的精神使命。

那么，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重量感是如何体现的呢？拉斯洛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在匈牙利文学中独树一帜，即使对匈牙利读者来说也是阅读上的挑战。他那史诗般的长句，复杂、宏大，且富于律动，迫使读者放慢阅读速度，沉浸在作品营造的世界中。这种语言形式本身就是对碎片化、快餐化时代的一种抵抗。

在视觉艺术领域，2018年杭州当代国际首饰与金属艺术三年展以“21克”为主题，象征性地探讨人类精神的“重量”。尽管21克作为“灵魂的重量”已被证明是伪科学，但它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引导艺术家们思考生命的本质与意义。参展艺术家必须针对这个主题创作新作品，而且展品重量均被设定为21克。这种限制反而激发了无限的创造力，展现了艺术在严格形式下探索重大主题的能力。当代绘画同样致力于探索人类精神困境。诸如安塞姆.基弗、米歇尔·波利曼斯、艾德里安·格尼等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表达了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深刻关注。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精神困境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物质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并没能使人类精神困境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20世纪初，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精神世界在战争中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需要承担起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的使命。

拉斯洛的作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在世界末日的恐怖中，不是简单地描绘绝望，而是通过艺术的形式重塑连接——将个体与历史、人类与自然、有限与无限重新连接起来。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他追寻李白足迹的旅程，都体现了他试图通过艺术跨越文明界限，寻找人类共通的精神家园。

在《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中，他甚至向中国人提问：如果传统文化消失了，你会像我一样难受吗？这个提问本身，就体现了艺术在保护文明传统、抵抗文化方面可能承担的重任。

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艺术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技巧或创新，而是重返艺术的原始力量——那种能在黑暗中点燃火光、在虚无中创造意义的力量。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肯定，正是因为他代表了艺术在末世恐惧中的坚持与抵抗。他的长篇句子不仅是文学风格，更是一种精神姿态——拒绝被碎片化时代同化，坚持思想的复杂性与整体性。

在人类困境交织的今天，艺术应当结束长期的自我放逐，回归其最初也是最终的使命：在意义的废墟上，坚持寻找星光；在解构的狂欢后，勇敢尝试重建精神家园。

这才是瑞典文学院授奖词中“再次证明艺术的力量”的真正深意。

附:旺忘望十二年前的旧文【大师在今天的意义是率先走出虚无】——当代艺术的虚无主义背景与出走路径。后改标题为《当艺术坠入黑洞：重寻神性星光的救赎之路》

《当艺术坠入黑洞：重寻神性星光的救赎之路》

旺忘望

一、引子：虚无的阴霾与艺术的困境

今天，在当代艺术的现场，我们目睹着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一种源于“绝对的瓦解”、“标准的丧失”和“意义的虚空”的精致颓废与肆无忌惮的行动主义弥漫开来。“怎么玩都行”不仅是一种策略性的游戏姿态，更是深入骨髓的虚无意识——一种洞悉空虚后更深沉的空虚本身。美学的黄昏、艺术的终结论、艺术家的消亡论，早已不再新鲜。那些曾试图照亮未来的理想和警醒世人的箴言，在虚无的巨兽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虚无，如同宇宙中吞噬一切的黑洞，无情地吮吸着所有意义与价值的能量；它又像一块挣脱了重力束缚的巨石，在精神的荒原上盲目滚落，所经之处，溅起无数灵魂与文化的碎片，砸碎了人的完整性，也深深刮伤了人类内在的精神朝向。在这个强调文化强国梦想、渴望重塑世界文化格局的时代，如何直面并疗愈这精神上的痼疾、文化中的绝症？我们必须对“历史性的现在”与“现在性的历史”进行深刻的扫描与重新定位。

二、溯源：西方路径与我们的同步沉沦

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是中国大规模引进与复制西方文化的历史。从认识论、方法论到核心范式，我们的实践几乎都在西方文化的逻辑链条上展开。因此，西方堕入虚无的清晰路线图，也必然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宿命之旅。在解构一切的后现代语境中，我们几乎与西方同步沉沦，甚至在“同台竞技”中表现得更加激进与彻底。

理解当下虚无主义泛滥的根源，必须回溯到西方文艺复兴的晨曦。那是一个洋溢着乐观与自信的年代，“人”作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前所未有地挺立起来，宣告其独立与自主。然而，人文主义的伟大觉醒也伴随着一个巨大的破口：所有曾经赋予人、物和世界以超越性意义的神圣维度，在人的自我高扬中悄然失落了。达·芬奇以其天才的洞察力，早已预见了这一危险的后果：如果仅仅以自我为出发点，数学的精确性只能将世界解析为孤立的、缺乏内在联系的“殊相”，而殊相的集合最终将世界降格为一台冰冷的机器。在意义与价值的崇高领域，以人自身为根基的人文主义，注定无法找到那个统摄万有、赋予普遍意义的“共相”。

人文主义的初衷是解放人，赋予其尊严与力量。然而，这一崇高理想的后果却与其初衷背道而驰，酿成了始料未及的不幸。人是被“意义”所定义的生物。按照古老的启示，人是按“神的形象”被创造的被造物。人存在于“殊相”的层面，天然不具备那存在于“共相”层面的、赋予万物终极意义的能力。当一种文化、一种个人生活、一种价值体系，其根基不是深植于那超越性的、稳固的“共相”磐石之上，其结果必然是根基的松动、支柱的坍塌，最终无可挽回地滑向虚无的深渊！

人类始祖摘食知识树禁果的那一刻，灵性与神性的联结便宣告断裂与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我”僭越了造物主的位置。傲慢与人性无节制的张扬，一步步将人类引向悲剧的宿命，仿佛《圣经》中那古老的预言正在应验，昭示着一个巨大的、无可逃避的命定。

在西方，现代人成为“现代人”的关键转折点，正是那种认为凭借独立自主的理性即可统一所有知识、规划完美人生的宏伟幻觉彻底破灭的时刻。思想家们痛苦地扬弃了启蒙时代对理性的盲目自信与乐观主义。人文主义的失败，迫使无数寻求答案的思想家在一个巨大的、没有门窗的圆形迷宫中徒劳地打转。当最终意识到这个房间根本没有出口时，人文主义便从昂扬的乐观主义急转直下，陷入了深沉的悲观主义，人们也放弃了追寻那个统一答案的努力。

尼采，这位敏锐的先知，预见到人类在其身后将经历长达二百余年的虚无主义黑夜，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上帝死了！”这声呐喊在根本意义上宣告了“共相”的死亡！那个曾经为所有具体“殊相”（包括人自身）提供真实性、意义与价值根基的超越性维度消亡了。海德格尔对此有着深刻的洞见：现代是一个“贫乏的时代”，一个“遗忘存在”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匮乏与缺失，正是现代虚无主义最核心的真实内容。现代人的根本处境就是一种“虚无处境”，他们的命运就是“无家可归”。人的注意力被日益导向物质进步的无限循环，内心世界与文化的精神需求被严重忽视。以非理性的态度处理生命本身，导致现代人与自然的疏离、与社会的异化、与神圣根源的隔绝。

三、回应与迷途：思想界的挣扎与沉沦

尼采之后，对虚无主义的诊断、回应与突围尝试从未停止，各种药方层出不穷。其中，海德格尔的思考最具精神深度。他敏锐地洞察到虚无主义的本质是“存在”本身的被遗忘状态，试图在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之间开辟一条“第三条道路”——通过“诗意的栖居”、“向死而生”的决断来“期待神性”。然而，这条道路最终因其缺乏一个“清明恒定的永恒共相”作为终极依托，而充满了暧昧与迷幻色彩，甚至不自觉地滑向了一种更为精致、更为本体论化的虚无主义深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爆发，将西方思想界推入了更深的绝望深渊。萨特那句“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道出了对人的失望达到了顶点。克尔凯郭尔所强调的存在困境（焦虑、绝望）及其对“信仰的飞跃”的呼吁，虽然指向超越，却在客观上加剧了思想界向非理性求解脱的倾向。当人将自己定义为一部纯粹的机器时，却无法像机器一样冷漠地“运行”。于是，他们不得不违背自己设定的理性法则，试图通过一种非理性的“跃进”，去寻找生命的意义。整个西方思想界一反理性主义独尊的传统，转而拥抱毒品的迷幻体验和东方（特别是被误解和工具化的）禅宗、神秘主义——后者往往被剥离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和修行体系，沦为一种服务于虚无感受的、更加空洞的神秘主义。

一旦一个文明的核心价值发生动摇，不再接纳那位启示清明、绝对、永恒且具有位格的神圣者，不接纳人之为人的真正尊严与神圣根源，不接纳爱、自由与意义的终极保障，其结果可想而知。后现代的大氛围正是对这种核心价值的全面瓦解。它从语言学（解构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系）、历史学（质疑宏大叙事）、政治学（消解权威）、宗教（相对化真理）等全方位展开了一场针对理性的“屠戮”。然而，以虚无对抗虚无，如同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是一个深刻的、自我挫败的悖论。无意义感对人的内在粉碎是凛冽而彻底的！当堕落的人性本质中充满了根深蒂固的怀疑，再无任何事物能成为坚定的信仰时，金钱——这种即时兑现、看得见摸得着的短期价值——便被荒谬地推上了“绝对意义”的神坛。当尼采宣告“上帝已死”，后现代更进一步宣告了“人之死”，人沦为“空心人”。在娱乐至死的生存状态中，人类无异于在进行一场集体性的精神安乐死。

四、重灾区：当代艺术中的虚无显影

当代艺术领域无疑是这场精神瘟疫的“重灾区”。虚无主义的阴霾笼罩其上，艺术家的人格也不可避免地呼吸着这污浊的空气。从杜尚的达达主义（用小便池宣告“一切皆艺术”，其核心是深刻的否定与虚无）；约翰·凯奇以《4分33秒》为代表的“禅宗行动”（将“空”推向极致，但剥离了禅宗背后的觉悟追求，易沦为无意义的表演）；再到安迪·沃霍尔（机械复制、明星崇拜背后的深度空虚）、杰夫·昆斯（媚俗的奢华与空洞的愉悦）、达明安·赫斯特（用死亡、药丸、钻石呈现的浮华与虚无）、村上隆（“超扁平”美学下的卡通化空虚）……一种挥之不去的“无所谓”和“乱搞”心态，始终如幽灵般缠绕着他们的艺术言说。在强大的商业营销策略包装下，内在的空虚被赋予了华丽的形式，堂而皇之地登上了艺术殿堂的中心，成为我们这个根性匮乏、存在感极度淡漠时代最刺眼的注脚。

今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化中的糟粕对我们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急切地引进、模仿其艺术语言和形式时，不可避免地感染了其虚无主义的病毒。环顾当下的当代艺术现场，触目皆是：破碎的形象（失去整体感的拼贴、碎片化叙事）、凋敝的人性（冷漠、扭曲、异化的面孔）、虚无的表情（茫然、空洞、无意义的凝视）、颓废的情绪（绝望、倦怠、末世感）。这样的精神状态，物化出的艺术生态表现为：没有心灵的诚实，只有玩世的泼皮精神（犬儒式的调侃、解构一切却不建设任何价值）；没有存在的深切关怀，只有轻佻的游戏把玩（将严肃议题娱乐化、表面化）；没有内心的真诚追问，只有刻意的标新立异（为不同而不同，缺乏内在驱动力）；没有灵魂的深度叙事，只有肉体的感官狂欢（对性、暴力、身体极限的过度消费）；没有动人的诗性光辉，只有干瘪的概念堆砌（艺术沦为哲学或社会学的蹩脚图解）；没有心灵深处的震撼，只有眼球瞬间的愉悦（追求视觉刺激、奇观效应）；没有星际般的宏大畅想，只有鸡毛蒜皮的琐碎经验（沉溺于个人化、微观化的絮叨）；没有对永恒的深沉盼望，只有对及时享乐的狂热追逐（消费主义在艺术中的极致体现）。

这样的艺术生态，如何能滋养、绿化出健康的社会心理环境？虚无主义的幽灵一路走来，带给艺术的不是解放，而是放纵；带给人的不是成全，而是“全人的死亡”；带给生命体验的不是丰盈，而是无目的的空转；带给我们行动的，是深刻的无意义感。可以断言，后现代主义无法为人类提供超越性的存在依据。它给出的最“确信”的原则恰恰是：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确定的（包括这条原则本身）。由此，我们看到艺术界充斥着更多：空洞的新型“假大空”（以学术包装的空洞概念）、追逐时尚的“混世魔王”（缺乏定见，随波逐流）、故弄玄虚的投机者（利用晦涩和神秘感谋取名利）。他们共同制造了笼罩在艺术世界上空的“污云淫雨”，浇灭了人们心中追求真善美、积极向上的生命热望！最为危险的是，当代艺术恰逢其时地从东方文化库存中翻检出“虚无主义”这件古老的内衣（如对禅宗“空”、道家“无为”的片面化和工具化理解），穿在自身本就体弱多病的精神躯体上，实现了后现代语境下东西方虚无主义的“大会师”与“大合围”——仿佛为深渊披上了一件异域风情的外衣。

五、苦果自尝：经济与政治逻辑的捆缚

今天，我们正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这些文化苦果，同时又身不由己地成为这种虚无结果的放大器和复制者。更令人忧虑的是，在“经济至上”的时代精神裹挟下，许多艺术家已被“实用判断”这一资本主义核心逻辑牢牢捆缚。当下的艺术创作，其思维模式已悄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追求美学价值（真、善、美的表达与探索）转变为经济思维（市场价值、资本运作）和政治思维（意识形态符号、社会议题标签）。艺术几乎彻底沦落为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符号拜物教）的香火供奉品，殷勤地为赤裸裸的“经济暴力”披上美学化的外衣，做着可悲的侍奉。画廊、拍卖行、艺博会、天价纪录，共同构建了一个以资本为绝对主导的评价体系和权力场域，艺术的内在价值被严重挤压甚至置换。

六、迷途知返？西方的反思与我们的契机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现代性奉为圭臬和追赶的榜样。然而，吊诡的是，当我们正奋力“进入现代”甚至“拥抱后现代”之时，西方思想界已在严肃地探讨“如何走出后现代”的困境。西方深刻的反思者认识到：其文化的衰落始于人文主义内在的悖论，其深重的悲观源于早期对理性过度的、盲目的乐观。他们清晰地看到了一个可怕的内在灾难性事实：人的内心失去了恒定的、超越性的依靠（共相），以一种无法逆转的方式与那永恒不变的、赋予意义的源头分离，从而彻底变乱、扭曲了人内在的基本向度（向上、向善、向永恒）。后现代的解构浪潮，非但没有解决这一根本困境，反而加速了内在精神维度的毁灭进程。这种“垂直维度”（人与超越性神圣共相的关系）的破坏与断裂，正是虚无主义最深层的根源。

七、突围之路：重树神性一元与灵性担当

当代艺术，不能再讳疾忌医，沉溺于多元化的幻象而回避根本问题。它必须勇于在纷繁的多元视角中，重新树立起那指向终极意义的“神性一元”！必须提升艺术创造中的“正能量”——这种能量并非肤浅的乐观主义，而是源于对存在根基的重新连接，对超越维度的敞开，对永恒价值的信靠。我们不可能再搭乘着随机主义（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唯利是图）、相对主义（怎么都行）、怀疑主义（否定一切）这些破旧的“老爷车”，在今天的文化版图上漫无目的地兜圈；我们更不能仅仅敏感于当下世俗层面的现象表达（这固然重要），而彻底忽视人们日常经验中那些深刻的、无声的内在挣扎与灵魂深处的呻吟。在学术探讨和艺术实践中，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发展“智商的艺术”（智力游戏、概念玄思）、“情商的艺术”（情感宣泄、情绪感染），而遗忘了最重要的“灵商的艺术”——那种触及灵魂深处、叩问存在本质、连接超越维度、唤醒神圣意识的艺术。

人是有责任的生灵。真正的艺术，天然承载着灵性担当的使命。正是这种对意义、对真理、对美善的责任感，构成了人性与神性之间最深刻的联结。如果人与那最高的真实（共相、神圣者、存在根基）失去接触，内在便失去了神圣的约束力，行事自然容易滑向无原则的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其小说人物之口发出的警世之言：“假如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做”，在今日中国某些突破人伦底线、以惊世骇俗为唯一目的的“大胆”艺术创作中，得到了令人痛心的印证。歌德的箴言则提供了另一面的智慧：“没有谁应当反对上帝，除非他自己是上帝。而人生终于让人明白的是：我并不是我的真正主宰。”

为什么西方这些思想巨擘、良心之声，在当代艺术喧嚣的浪潮中，却极少被认真聆听？为什么人们在追求所谓“进步”时，往往丧失了真正的“先进”（对精神高度的追求）？为什么在行动中常常背离初衷？为什么在表达时屡屡悖离真意？为什么在追求真理的旗帜下，却常常歪曲了真理本身？我们迅速“拿来”的许多西方理论，在剥离其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和思想脉络后，往往成为精神上的自杀工具！当艺术家抱持着“无所谓”、“无原则”的态度把玩艺术时，实际上错失了艺术真正有意义、有担当的维度。更可悲的是，整个社会及其受众，都可能沦为艺术家个人攫取名声、权力和感官享乐的工具。

在后现代解构一切的语境下，艺术家自身的灵魂往往被各种喧嚣（名利、观念、潮流）所遮蔽，对真实活跃的神圣事物日益冷漠甚至麻木，丧失了感知那深藏于万物之中的神性光芒的能力。这也正是解释为何中国至今未能诞生真正意义上的“大师”——那些能敏锐感知并深刻回应全人类最深层精神诉求的灯塔式人物的关键症结所在。真正的艺术大师，必是灵魂的勘探者与神性的见证者。

八、结语：领受恩典，创造新生

今天，我们探讨虚无主义与神性的主题，绝非“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源于切肤之痛的现实语境。中国的艺术家正面临着一个变被动为主动的历史性契机。这个契机的核心，不再是“进入先进”、“进入西方”、“进入后现代”这些外在的、追赶式的口号，而是要勇敢地“直指人心”——穿透表象，进入灵魂的幽暗与光明；进而，进入信仰——对那超越性、神圣性、赋予万物意义与希望的终极实在的信靠、敞开与回应。

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在形态上已然进入了众声喧哗的“多元化”境地，那么，在精神内核上强调那超越性的、神性的一元维度，正是对虚无主义最有力、最根本的抗拒与超越！这种强调不是排他性的独断，而是在承认多元现象的同时，为所有寻求意义的探索确立一个终极的坐标和深沉的根基。

必须再次澄清，这里所指的“神”，绝非西方神学体系中经过繁琐教义定义的那个“神”；不是哲学家思想观念中抽象推演的“神”；也不是文字概念里被反复言说而空洞化的“神”；更不是特定文化或宗教传统里所崇拜的具体偶像。如果仅仅是这些，它们完全可以在后现代的解构手术刀下被轻易消解。我所指的，是那托住万有、维系宇宙秩序、充满神圣生命的终极实在；是宇宙存在本身的意义之源；是创始成终、信实无欺的永恒者；是那能让人在静默中泪流满面、让灵魂在震撼中苏醒的又真又活的存在本身；是我们内在永不枯竭的感动、敬畏与创造力的终极泉源。这种“上面来的能力”（恩典、启示、灵性光照），才是我们摆脱文化依附、创造真正具有精神高度和普世价值的新文化的唯一坚实支撑。

走出虚无的漫漫长夜，需要的不仅是批判的勇气，更是领受恩典的谦卑与敞开。唯有如此，当代艺术才能从意义的废墟中重生，重新成为照亮人类精神暗夜的星光。

原文【大师在今天的意义是率先走出虚无】

——当代艺术的虚无主义背景与出走路径

写于2013年8月。分别发表于《艺周刊》、《新视觉》。2024年8月修改重新发于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