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正根

1958  出生于上海
1986  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
现居上海,任上海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主要个展
2016  “临空-蒋正根作品展”,喜马拉雅人文艺术空间
2014 “点苔——蒋正根抽象绘画展“ 可雅艺廊•南外滩馆
2012 “—︱漂移——蒋正根抽象作品展” 瑞士玛萨诺-帕斯库艺术空间
2010 “漂移——蒋正根抽象作品展” M艺术空间
2004 “线——蒋正根抽象绘画展” 泰国曼谷GALLERY55画廊
2003 “蒋正根抽象作品展” 比利时布鲁塞尔DV.O画廊

主要联展
2016   “中国线-当代研究展”,温州年代美术馆
2015   “敦煌-生灵的歌”,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
2014 “另一种乌托邦——上海抽象系列•游牧” ,上海明圆美术馆,
2013 “墨测高深——2013当代空间水墨展”,山东美术馆,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
2013 “零 界——2013首届中国装置艺术双年展”,北京当代美术馆,天津美术馆,
2013 “墨测高深——2013当代空间水墨北京展”,北京当代美术馆,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
2013 “意象——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开馆展”,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
2012 “墨测高深——当代空间水墨展-巡回展”,天津美院美术馆,
2012 “墨测高深——当代空间水墨展”,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
2011 “新抽象的表述”,上海M50-银石空间,
2010 “抽象之道——2010海平线绘画、雕塑联展”,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馆,
2010 “离合之道——当代艺术家提名展”,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
2010 “FACE——中国当代绘画展”,瑞典赫尔辛堡市瑞德贝克博物馆,
2009 “时空的经纬——中国当代艺术展”,上海2010艺术中心,
2009 “现场•一个与时空对话的艺术展”,南岸艺术中心,
2009 “中国蓝•文化节——中国当代油画展”,瑞典马尔默市,
2008 “时间•地点•人物-08中德当代艺术展”,德国驻沪总领事馆,上海徐汇艺术馆,
2007 “当代•呈现•上海”,上海五角场800”艺术空间,
2006 “都市•后园——06现代绘画沪杭两地联展”,杭州唐云美术馆,
2004 “上海抽象艺术大展”,上海明园艺术中心,
2002 “美国洛杉矶艺术博览会”,美国-洛杉矶,
1999   “上海艺术家作品展”,俄罗斯圣彼得堡美术馆,
1996 “亚洲国际现代美术作品-上海展”,上海美术馆,
1995 “上海现代美术作品展”,日本东京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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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的虚静与重叠的时空--关于蒋正根的近期画作>>
 
    绘画是困难的艺术。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拿起笔就能画的人多如牛毛的时代,绘画是异常困难的。这种困难,根源不在于绘画本身的可能性仿佛已消耗殆尽,而是在于它正日益沦为某种功能性的存在——假如它不企图传达什么观念、不指涉些社会现实敏感点、不制造某种有明显指向性的符号、不能象征点什么,就不能成其为当代绘画。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现实境况,却是难以计数的种种先入为主且意图明显的绘画共同构成了一种充满断裂感的尴尬事实——绘画主体的精神世界消失了,于是让人不得不把那些所谓的绘画创作理解为某种根本性剥落的象征,在本质意义上,它们不过是用从某个主体性暧昧可疑的“人”那里剥落的碎片粗糙拼制的东西,以至于它们在那里,却如同不存在,同时也透露出造成它们的那个“人”作为主体的不能存在的窘境。当然,所有这一切并不影响他们出于惯性继续执拗地那样画下去,因为他们的绘画行为本身恰恰又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在我的印象里,蒋正根先生是位对于绘画之困难性有着深刻体会和反思的艺术家。但这种印象并非从我初次进入他的画室并看到作品时起就有的。我得承认,从看到他的作品到真正面对它们、理解它们,是有一个过程的。也许是因为空间环境的问题(他当时那个画室很狭窄、光线也不理想、现场还有其他人),最初看到它们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感觉,即使是用手机拍下了它们——从整体到细部,回到家里重新仔细看,也还是没有找到可与之产生某种对话的入口。现在回想起来,或许还有当时我对于抽象绘画存有某种“偏见”——认为这种方式的可能性早已被西方艺术家们穷尽了,如今再怎么走,都可能是死胡同。或许还有对于一篇文章里将“点苔”这种方式与水墨传统相勾连的不能同意。总之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自己还会在什么时候重新出现在他的作品面前。大约过了一年左右,这个仿佛无法知道期限的停顿状态就被打破了。我再次来到了蒋先生的画室,这回是他的新画室,在位于上海南部远离市区的一个人迹稀少但草木繁茂的别墅小区里,作为他的画室那幢别墅楼的前面和左右都被繁杂的树枝掩映着,但室内透光度很好。就是在这座毫无特色可言的建筑里,我头一次真正面对了蒋先生的作品,这一次它们在了,就在那里。

     画家创造什么样的图像视界,既意味着会让某种现象生成并呈现,也意味着注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什么样的个人处境。这视界并不必有人在其中,但仍然会揭示着它作为“人”的存在与处境的“肌肤,”去触及那个人所处的“世界”的某个界限。也就是说,它在生成之时即无可避免地处于临界的状态——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它同时经历着动与静、生与逝、空与有、隐与现,它是此刻,它是这里,它存在,并同时映射着它的过去与未来的种种已逝与将至的迹象。蒋先生的画面所提供的视界,尽管借“点苔”之名,但实则需要重新解读构成其名的这两个字,在我看来,这里的“点”,是起点、中点与终点的点;而“苔”,则是意味着它们在潜滋暗长进程中的彼此并置、交织、重叠与渗透的结果。如果孤立去看,它们每一个都是静止的,但是当它们聚合起来生成画面图景时,却会让观者能透过静止的表面,在感受到一个由它们构建的空间的同时清晰地发现它们的微妙运动。显然这种运动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而是纯粹视觉意义上的,是它们在画面生成时留下的能量导致的一种运动的趋势与状态。而且,这种运动状态在成像后是能引导观者的视线逐步进入画面深处的,并会在深入的过程中一阵阵体验到时间的流动、凝止与消解、重生,进而会发现它们所处的其实是一层层的多重空间,而贯通流布其间的,则是一股无形的海流般的气息……当观者逐步退出画面空间,重新返回到视界面时,最直接的体会就是自我身心的宁静,仿佛自己的内心空间与画面内部空间完成了一次绝无仅有的置换,实现了瞬间同质化状态。

    “‘点苔’对于我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创造方式;‘点苔’还是一种行为,因为其漫长的重复过程已经构成了一种观念,同时又演化成艺术的一种‘修行’;而‘修行’就是要排除一切杂念,从而达到‘虚静’的理想境界。”蒋先生如是说道。“被批评家称之为‘点苔’系列的抽象作品,其基本的创作思想是:虚静与秩序。‘虚静’是中国一个传统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而‘秩序’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逻辑思维,也是我抽象的一种形式。”他的夫子自道在我看来其实并不能给他的作品增添什么东西,因为我向来认为,艺术家针对其作品所言说的,永远是无法涵盖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内容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作品内涵越是丰富,艺术家往往会自觉地言说越少,以至于能不说就不说,直到沉默。蒋先生的作品能让人在观之的过程中不知不觉陷入沉默,因为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虚静”之境的浮现与存在,尤其是其中的气息与微光对观者本身内心世界的映射。

    我们知道,传统中国画的画家们是追求意境和境界的,无论画什么山川风物,其实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将作者之心胸的一种外化或者说空间化,而且在这经过手笔墨纸全新生成的“外在”的“空间”里,是无“我”的。因为“无我”,所以能够抵达画面的“虚静”之境。但是,蒋先生的画面的“虚静”却又并非是对传统中国画意义上的那种语境的再延伸,尽管我们并不能否认这其中有着某种微妙的深层语境的关联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虚静的心态不是一个人追求得来的,而是不为外物所动的结果。所以你只有摒弃了一切杂念,才能达到这种‘虚静’的境界。……‘虚静’就一定意味着是某种出世的情怀么?恰恰相反我以为‘虚静’具有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人性浮躁的当下更具有某种醒世作用。其实,出世是需要境界的,处世也是需要境界的,虚静和秩序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而已。创作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构成了我生活的一种常态;由此转化成了我的精神状态。”

    面对他的作品画面,我们能够解读出来的信息更多的还是他基于当下个人处境、思考与想象所做出的一种画面创构,而不是对于传统古典文人情怀的当代回应。他的语境归根到底是只能属于当下的此在的,是他不得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的,是他的自我精神在场的一种直观呈现,是他的不可言说的思所催动下的自然成像,是他的修行在途中的状态的直觉映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真正在意的,根本不是什么具象与抽象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其实所谓的“抽象”终归不过是画面的表象而已,并不是画面的实质,也因此他才会强调“我主张听从内心的趋势,顺其自然。”他的“抽象”,其实就是他的“心象”,而不是为了“抽象”而抽象。

    那些重重叠叠而又密集涌现的“点”,表面上看多么像一种单调的重复工作的结果,但实际上又是那样的充满细微的变化,每个点的状态都是生成中的,既确定地落到画面上又有着某种处于运动趋势中的不确定性,它们宁静而又律动,甚至隐含着某种音乐性。但观者从中感知到的,其实是作者与它们的某种交流,是它们与作者的无声言说的呼应与荡动。关于这一点,让我想起蒋先生在谈到匈牙利大提琴演奏家奎琳-杜普蕾的音乐时所说的那段话:“尤其是那首让人感怀的大提琴作品《殇》,我感到这是一个艺术家真正地在与生命说话,与灵魂说话,甚至感到她与另一个我们无法感知的时空在对话。”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蒋先生的画面里也存在着“对话”,但这种“对话”是自然而然的,油然而生的,也是无声无息的,而不是刻意为之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我的创作中,一般不会刻意引入某种精神和气质,因为一旦引入其作品就容易虚假。”说到底,因为他在创作之前并无什么具体要表达的东西,因为他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在的体验过程、自我净化并持续走向虚静的过程。他无意表达,却达成了用心成像。他的画中之像是抽象的么?表面如此,但实质上落实到每个笔触所生成的“点”以及每个“点”的关系状态上(包括它们所生成的那些线)难道不是实像的么?它们每一个难道不都是“虚静”之境中的存在者么?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它们共在所生成画面图景的那种介乎动静之间的那种临界状态里,还隐约着某种微妙的光,某种不易形容的隐而未发的力量。

    “我的作品似乎闪动着一层光感。这种光感的形成其实与上面的‘浮着的气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就是不同层次的笔触交叉覆盖所形成的光效应。由于这种叠加与覆盖慢慢地就形成了作品的气韵。作品整体上显得单纯、平静而且很耐看,形成了‘似乎每一笔颜色有富有变化,整体画面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张力’。而我把这种‘视觉上的张力’,称之为‘虚静的力量’。”他如是解释道。在我看来,也正是这种“虚静的力量”,使得他的作品画面层次丰富而又饱满,能够让人长久地注视而不会觉得单调。

    当观者注意到画面从点到点、从点到线、从点线到面到多层的面的过程,注意到隐约的气息与光从那些点线所汇合生成的层层临界之面的流溢、渗透与荡动,并将不同的时间点并置于同一时间临界面里,进而感受到那种“虚静的力量”在以什么样的微妙方式起着视觉作用的同时,不但能想象并接收到发自作者心境深处的信息,还能感受到作者的世界观。正如他表述的那样:“每天我在画布前似乎重复着一种简单的劳动,用笔徒手点线,点出一根又一根的线。在这个看似简单的劳作中,我体会了重复劳作的喜悦和艺术重复的意义,因为它让我获得一种心灵的平静和安详。这个看似简单的过程对我来说很开心,也很重要。当无数个点形成了一根根线,构成一个面时,就会产生一个广袤且虚弥的视觉空间。作品从无到有,积点成线再成面;这样‘一’似乎构成了‘二’,‘二’构成‘三’,‘三’又构成万物,恰似生命运动的过程。”关键在于,这种世界观是在创作过程中自然生成的,而不是刻意制造出来并灌注到作品里的,它与作品本身的语境是血肉合一的。

    什么样的世界观自然会催生什么样的方法论。回到画面生成方法本身,通过与蒋先生交流我得以知道,他的绘画创作一直是在深底色上进行的。为了符合或接近他的内心感受和想要达成的艺术效果,他在画布底色制作时会尽量保留粗纹画布自身所具有的某种纸质感。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近年来还“把原先的狼毫毛笔换成了油画笔,并制作成蓬松的齿距状,因为锥形狼毫毛笔太硬,在布面上反而无法呈现如同宣纸般的酥松感。这样,这种画布的纸质感和笔触的蓬松感就形成了浮着一层似云雾般氤氲缭绕的气流的视觉效果。而画面的那种“虚实共存的效果”,则是由于“最初几层用的是散笔,在层层叠加之后覆盖其上的却是方笔或称实笔,当两者在一个具有秩序感的直线结构中完成时,就形成了虚实共存的画面效果。也可以这么说,这是和‘虚静与秩序’相一致的一种技术。”

    也正是这样的方法或者说技术方式,才确保了作品画面实现了“虚静与秩序”的恰如其分的平衡。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刚看到他的系列作品时会觉得它们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特征,但随着对每幅作品画面的深入观察与体会,就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实际上每幅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都是截然不同的视界,这一点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这种效果不能呈现,那么就意味着他的全部方法都是不能成立的。

    回想当初我第一次去蒋先生画室看到他的作品时,之所以会无感并有那样的一种关于抽象绘画已穷尽可能的错觉,我认为主要还是缘于那种先入为主的判断方式,以及对于抽象绘画的过于概念化的理解和想象,对此蒋先生倒也并不意外。因为在他看来这其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事实上我们对抽象艺术的真正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只是开始。中国的抽象艺术作为特定历史出现的特定现象,它的短暂和被取代恰恰反应了中国当代艺术先天的缺陷,今天我们面临着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反思,同样面临着对中国抽象艺术的思考。”我们都知道,谙熟艺术史对于理解新的艺术现象是大有帮助的,但是同时也必须明白,所有真正能够成立的新艺术现象又都是天然有着脱开艺术史的特质的,非如此则无法成其新,终难逃出新瓶装旧酒的窠臼。在艺术史的巨大阴影覆盖干扰下,我们在面对新的作品时,其实很容易陷入近乎执拗的纠缠于创作方法、观念尤其是所谓的“当代性”所构成的泥沼中,而轻易就忽视了作品本身及其背后的精神性存在。对此,蒋先生是有着清醒的思考的:“在‘当代性’的问题上,我始终想离开某些既定的概念来诠释它;对‘当代性’的解释,我们似乎太注重观念而忽视精神了。而观念现如今似乎越来越变成了一种哲学的图解,甚至有一种被庸俗化的趋势。应该说精神是渗透在艺术家作品背后的一种状态,一个艺术家的真实状态,真正的观念同样是感人、是人性的。”

    显然,作品不是为观念背书的。观念之于作品,就像维生素之于水果蔬菜一样,是天然存在其中的,而不是后期注入到里面的。而这,也恰恰就是我们需要反复强调的与作品的“生成性”密切相关的本质问题。这也正像蒋先生进一步阐释的那样:“艺术的价值在于你的思考,我们试想一下一个能坚持在架上进行独立思考和探索的人,其本身就构成了某种观念,它跟一个艺术家选择装置或影像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所以真正好的艺术一定是充满人性的,而充满人性的艺术一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蒋先生喜欢把自己的创作过程当作自我修行的过程。在当今这个时代,谈“修行”似乎很容易被视为一种有闲阶层颇为时髦的趣味取向,因为在绝大多数人那里,所谓的“修行”,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刻意提供给他者观看的个人生活姿态而已,是基于他者视角进行的一种个人表演的状态,徒有修行之表而无其实,尤其是为了装饰这种姿态他们又常常喜欢搬弄各种自己并没真正领悟的佛家言辞挂在口头上,却总是在不经意间暴露了自我的空虚与精神上的沦落于虚无。但当我们结合蒋先生的绘画行为和作品,来审视他所说的“修行”时,就会很直观地明白,他的“修行”与他者眼光是全无干系的,甚至也没有自我视角的参与,也就是说,他的修行是思行合一的,是完全贯通于他的创作过程中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创作与思考就是其日常生活的主体,因此他常态就是日日思之、日日行之,而根本无须辩证什么是修行什么不是修行。

    “我每天在工作室从事一种简单而重复的劳动,所以我一般不会有什么创作计划。但这并不妨碍我创作的直觉和某种内在的需要,譬如我现在就似乎有一种内在推动,想在抽象的语言中融入更多的视觉元素,拓宽抽象语言的边界,甚至想在抽象绘画中逐渐融入某种立体的元素。这可能是我以后想要做的一种形式探索吧,但我不会把它变成计划,一切顺应内心的需要和驱动。因为内心会告诉我需要什么的,所以不急,慢慢来。”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的,也是这样踏踏实实地持续去做的。

    事实上,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一个独特个案,蒋正根先生的创作是很值得持续而又深入的关注的。因为他的创作实绩不只是涉及对于所谓的抽象艺术再认识再思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于艺术创作的精神性的追寻与探求所带来的启发性,还有就是深受西方艺术史话语影响、被过于发达的西方艺术理论负担压得近乎窒息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心态已然扭曲的国内当代艺术如何幡然醒悟的问题。如果一个艺术家不能在自身处境中寻找到精神性的支点与出口,那么他就无法构建起自我与世界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反思的关系,而只能纠结沉陷于观念如何、当代如何、现实如何之类的陈旧乏味的共性经验语境里不能自拔,根本无法创作出本质上成立的作品为观者提供全新的视界与视觉体验,也就更不用说能达成某种精神上的诉求了,他们只能不断重复着自己做过的一切。相反,蒋正根先生的创作恰恰有着极其鲜明的不可重复性。他的作品都是缓慢生成的,同时也在缓慢地变化着,换句话说其生成中就包含着变化的因素与动能,我们能够知道这种变化的趋势,但无法预判变化中会有怎样新的生成,我们能做的唯有拭目以待。
 
赵松
                                                     2016年4月8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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