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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这看起来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女孩们步入青春期的时候战争刚刚开始,玛丽·马格德里(Marie Magdalene)决定自己要更名为更有舞台价值的名字马琳(Marlene)。在日记里,她记录了自己进入一家“真正的电影院”的经历,但同时也写到了奥托叔叔战死在前线战场:“12月4日,奥托叔叔脖子处造枪击。每个人都在哭喊尖叫。”她的母亲再婚了,继父却再一次在前线阵亡,16岁的时候她就已经在为自己的“黄金青春”而哀悼。随后,迪特希里回忆起了那些全部是红萝卜组成的饭桌,那些没有燃料的寒冷时光,还有无止尽的人员伤亡,让她“与战争面对面”。
里芬斯塔尔则并没有受到类似事情或情感的触动,她不是出身于军人家庭,没有经历过身边人的逝去。她生活在“一无所知的云层”之中,或者如她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一名艺术家她太过于关注自己的作品,而忽视了周遭环境。她写道:“我的心被圈禁在一个小小的专属世界。”她所指的是自己父亲不知道的情况下开始学习的舞蹈课程。她的决心令人可畏。但是她自己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她是一个从来没有直面过任何事情的人,因为她唯一面对面看见的就是她自己。
20世纪早期,这两个年轻女性都走上了舞台,无视世人对这一职业冠上荡妇的污名,克服了父母的阻挠。迪特希里在著名的马克思·莱因哈特(Max Reinhardt School)学习,并开始在莱因哈特经典戏目中扮演一些小角色。里芬斯塔尔则开始学习更高级风格的舞蹈,而不是柏林时期的流行风格,她开始培养一种赤足女祭司的氛围,甚至在透明的雪纺绸之下穿着金银缎锦的紧身连体衣。她还找到了一个赞助者:年轻的罗马尼亚银行家哈利·索卡尔(Harry Sokal),这个银行家想要赢取她,但最终答应租借给她大型剧院,为她的个人音乐会做准备,雇佣音乐家,还推出广告。1923年里芬斯塔尔首次登台亮相并大获好评,但不到一年她的膝盖受伤,事业被迫中止。就在她沮丧的前去看医生的路上,看到了一张电影海报,名为《命运山峰》(Mountain of Destiny),海报上的男人在陡峭的山峰之间镇定自若。里芬斯塔尔跳过了这次看医预约,直接去看了这部电影。后来这也被证明为是她生命当中两大顿悟之一。
“山峰电影”是德国专属的电影类型。在20和30年代很受欢迎,起初是体育纪录片,后来转变成了半探险性质的电影,由超级英雄般的滑雪者和登山者在冰川上出演。这类电影的先锋导演为阿诺德·凡克(Arnold Fanck),自学使用摄像机的地质学家,在没有工作室的情况下成为了科技创新者。里芬斯塔尔被《命运山峰》深深吸引,决心要成为凡客下部电影当中的一部分,尽管她唯一看见过的山峰也只是在明信片上。凡克很快就回应了她的提案,专门为她写了新编剧,当然,哈利·索卡尔同意支付该电影四分之一的成本也起到了作用。
《圣山》(The Holy Mountain)开篇便是里芬斯塔尔的脸部特写,随后是一系列她在海面礁石上舞动的镜头,如同快乐的女神,自然的孩子,也是一个全新的电影明星。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两个爱好登山者为了赢得舞者的青睐而展开竞争,也是凡克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里芬斯塔尔后来透露希特勒很欣赏她在海面的舞蹈,但是即便在1926年电影发布的时候,这部电影还被反对者左派(突出宣传贵族的、高姿态的人道主义)和支持者右派(这部德国电影是你再生的圣山,也是德国人民的圣山!)进行了政治意味的解读。
里芬斯塔尔与凡克继续合作了好几部山峰电影。她开始擅长滑雪和登山,还有了自己的绝技,这些工作通常都在极度寒冷的天气中完成。她被绳索系住穿越真正的雪崩;借助搭在两段的歪歪扭扭的梯子穿过危险的峡谷。她是早期的动作女星。但她想要追求的东西更多,与一位受人尊敬的导演,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在室内完成一部电影。1929年8月,著名的约瑟夫·冯·斯登堡(Josef Von Sternberg)离开好莱坞几个月,来到柏林拍摄电影,有消息称他启用了一名年轻女星。里芬斯塔尔和斯登堡共进了好几顿餐,后来为了留住脸面,她声称使自己为导演介绍了迪特希里的一切信息。
《蓝天使》注定会成为德国默片影星埃米尔·雅宁斯(Emil Jannings)的顺风车,他已经在好莱坞声名显著,赢得了首个奥斯卡最佳演员奖,但是英语语言出现的极少,决心返回柏林拍摄首部官方有声电影。这部电影由德国最大的Ufa工作室和百乐门合作完成,出炉了德语和英语两个版本。斯登堡正是在那年9月的一部音乐剧中见到了黛德丽,黛德丽对身边的滑稽“冷峻的蔑视”深深震撼了他。但雅宁斯和制片人都不想要她,作为一个27岁的女演员,距离她的黄金美丽女孩时期已经过去了,似乎已经错过了青春年华,还有批评声音认为她只是对好莱坞当红影星的“奴性模仿”。
斯登堡的电影改编自海因里希·曼恩(Heinrich Mann)的小说《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讲的是一个又老又自负的教师,迷恋上了一个卡巴莱歌者。教授是中心人物,女孩则只是他毁灭的代理人。但是斯登堡把名字改为了《歌厅》(cabaret),希望能够将强调的点进行转换。当黛德丽登上舞台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这个主意是可行的。
这位《蓝天使》走出来的卡巴莱歌手劳拉(Lola Lola),带着她的性感,不动声色的幽默,毫不畏惧的超道德,成为了大银幕上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黛德丽并不是她将成为的那种女神模样,她不修边幅,腰部有些粗,没有那么优美,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然。但是伴随着她那白色锦缎帽子和暴露的吊带袜,闪亮的大腿,唱着《再度坠入爱河》,“女孩会做什么?我无法停止。”她成为了魏玛高雅性感的本质精华,是斯登堡在她身边打造的夜晚世界的冷峻中心。破烂但却至关重要,这个世界充满了魔法般的细节:一个由胖乎乎的超龄歌舞女郎组成的合唱队,冷静的被牵过劳拉化妆室的熊,一个神秘忧伤而又沉默的小丑俯瞰着一切。没有什么比这离里芬斯塔尔的山峰电影更远了。即便斯登堡剧中城市小巷是背景画布,只有主角们的心理状态是完全真实的。纳粹党谴责过《蓝天使》,却没有任何作用。但是黛德丽却已经离去。她在去好莱坞的船上读了德国的评论(如此迷人,以前的电影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女人),斯登堡就在好莱坞等着完成她的改造。
他随后说道:“我是马琳。”而她也认可了。到达一年之后,黛德丽给了他一张签名照,“献给我的创造者,来自他的作品。”他爱上了黛德丽,但更爱的却是自己在银幕上塑造的形象。黛德丽并没有爱上他,一段虚假浪漫史之后,他也只是在摄像机中表达爱意,可能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够在镜头里捕捉到黛德丽的诱惑力。两人都已结婚,但这没关系。斯登堡的妻子因为他发胖大发雷霆,要求离婚。黛德丽也离开了柏林的丈夫和小女儿。后来黛德丽赡养着女儿,尽管她从来没有与丈夫离婚,几十年的时间里,丈夫依然是她的朋友,建议者和依赖者,从来不干涉黛德丽的事情。
斯登堡(Sternberg)是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犹太人,他名字当中的“von”是受好莱坞影响。他在维也纳长大,生活的肮脏、贫穷而又饥饿(还在纽约度过了几年同样糟糕的生活)。唯一带给他救赎的便是毗邻维也纳普拉特公园,在这个巨大的娱乐公园里,简单来说,他沉浸在“旋转的跳蚤,吞剑表演人,翻筋斗的侏儒和踩高跷的男人”。《蓝天使》当中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那只熊,都闪现在他脑海里。但是斯登堡在随后与迪特希里合作的六部电影当中创造出了固执的幻觉,直到他的爱意开始感觉更像圈套和复仇。
她变得消瘦,更白,迟钝,颧骨被刻画上了阴影,金黄色的光晕围绕着她的头发。在1930年电影《摩洛哥》(Morocco)的开场里,她显得忧郁而疲倦,这也是他们首部好莱坞影片,她穿上燕尾服,亲吻一个女人,还勾引着加里·库珀(Gary Cooper),在那样的场景里,她不是任何人,她就是黛德丽(除非她是斯登堡)。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场合里这种女性气质的扮演能够带来如此明显的欢愉,黛德丽在下一步电影中扮演了一位四处游荡的间谍,《冤罪杀机》(Dishonored)场景设定在一战期间的维也纳,她修补了口红,调直长袜,等待着行刑队。面纱,蕾丝,羽毛和皮草让她精致的就像专为《上海快车》开场打造的中国铁路站,这是他们合作的最好的电影。《摩洛哥》和《上海快车》在德国都引起了轰动,1932年1月《冤罪杀机》出现之后,纳粹对间谍和叛徒的禁令再次失效。但是作为新转折,这部电影在柏林首映时却被一撮交战国的人们破坏了,迪特希里的眼线却轻易的将其错认为“闹事者”。
一个月后,里芬斯塔尔经历了第二次顿悟,欢呼的人群在体育馆举行的希特勒集会上兴奋不已。她如今被鼓舞加入希特勒的事业,就如同她当年与凡克一道拍摄山峰电影一般,而现在前进的可能性甚至更大。她最近执导了个人电影《青之炎》(The Blue Light),将山峰派电影揭开了神秘面纱,里芬斯塔尔扮演了一个超凡脱俗的女孩,精神上与山巅布满水晶的洞穴相关联,当贪婪的村民们劈开水晶时,她便死去。里芬斯塔尔显然并没有注入过多的政治意味,但随后却被这样解读。不过据1933年离开德国的哈利·索卡尔所言,少数柏林批评家们提出了负面评论,其中部分或者全部都是犹太人,他们认为这个导演流露出了反犹太主义的想法,而她又很迟钝,在那个时候还要求索卡尔去阅读《我的奋斗》(Mein Kampf)。
柏林集会之后里芬斯塔尔与希特勒有短暂会见,她寄出的表露热爱的信件飞快得到回复。很快她便出现在戈培尔(Goebbels)的剧院,或者晚间在他们家中跳舞,在这样的社交场合迷倒万千。开始她都否认了这些细节,直到1992年戈培尔的日记被发现(1933年6月12日,她是所有明星当中唯一理解我们的人)。还流传着一则关于希特勒的事情,显然有误。但是希特勒坚定的相信她的艺术,委任她在1933年参与电影拍摄。《意志的胜利》大获好评,但其实这是一份用最简陋的方式突击完成的作品。里芬斯塔尔保证说自己可以做的更好。希特勒嘱咐她说下一年还会有更大规模的集会,而她必须要让其“富有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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