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黛德丽,里芬斯塔尔与安娜·梅王
1937年夏季,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在从德国前往巴黎国际博览会途中使用的是化名。她没有任何遇到或取悦记者的欲望。在巴黎的时候,里芬斯塔尔凭借自己执导的一部电影获得了赛事金奖,这是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记录了三年前纳粹政党的活动。然而采访中她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不是为了自己与纳粹党之间的关系,而是因为有谣言流传说她让德意志的领袖们蒙受耻辱。戈培尔真的与她断绝关系了吗?真的有一些上层纳粹成员对一个女人行驶着这么大的权利而不悦吗?在回柏林的路上,精疲力竭的她在贝希特斯加登中转休息,并被护送到希特勒占领山地的休息寓所。也正是在那里,她向这个给她全部支持的人描述了自己的旅行。
1933年,希特勒忽略了所有的制裁和反对,雇佣了里芬斯塔尔来执导她的首部纳粹官方电影,并且还为电影命名为《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这部电影在巴黎也的确大获成功。他对电影十分感兴趣,经常在自己家中播放影片。里芬斯塔尔被引入大厦的入口处,发现自己正在观看一部电影,她首先认出了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脸庞,随后希特勒的身影便出现了,还给她端来了咖啡放在阳台上。希特勒选择了一部迪特里希(Dietrich)的电影让人们看起来很好奇,因为他的阁僚们一直以来都在试图毁坏她的名声。尽管迪特里希是德国曾诞生过的最著名的影星,但她却拒绝在德国工作。很难认为她的决定不带有政治意味。就在里芬斯塔尔来访前几个月,迪特里希宣布自己已经申请了美国国籍,并在洛杉矶联邦大楼门外向记者们摆拍,踩在配有专门司机的凯迪拉克轿车踏板上,说着一些“美国对我而言是很好的选择”之类的话。德国小报《先锋报》(Der Stürmer)告诉它的读者们,迪特里希在与好莱坞的电影犹太人们一起的时间里,已经被渲染的完全“不德国”了,但这并没有阻止希特勒希望迪特里希回到德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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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莲·黛德丽
玛莲·玛格达莱妮·黛德丽(Marie Magdalene Dietrich)出生于1901年12月27日,贝莎·海琳·阿玛丽·里芬斯塔尔(Bertha Helene Amalie Riefenstahl)诞生于1902年8月22日。这两个美丽而有野心的柏林人,出生时间仅仅相差8个月,都注定将实现梦想,触及到那个时代的历史。这两个女孩都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恐惧和混乱长大,决心从事与美有关的事业,却又成为了下一场战争中对立方的代表者,对于很多人来说,这种对立甚至不仅仅是战争双方的对立,还是人类灵魂上力量的对立。她们几乎都不了解对方,尽管在20世纪末期两人曾是挨的很近的邻居,里芬斯塔尔说自己能够看到迪特希里的公寓的窗户里面。
不过·黛德丽不太可能看回去。1930年代早期,柏林出版社舞会上出现了两人少量的照片:迪特希里放置于大获成功的《蓝天使》旁边,与小丑们一同轻松的微笑着,嘴边叼了一根香烟,脸庞上辉映着摄像机的光芒和喜爱;里芬斯塔尔当时也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女演员,站在一旁,显得羞涩、拘谨,自觉黯然失色。几十年之后,里芬斯塔尔曾记录下自己记忆当中关于迪特希里的几件轶事。但根据迪特希里粗略的回忆,似乎没有什么关于里芬斯塔尔可说的东西。不过迪特希里的女儿曾写到过,在30年代中期听到一场关于被驱逐出德国的犹太人演员的谈话。迪特希里说道:“在这个庞大的‘德意志文化帝国’,他们很快就不会留下什么天分了。当然,除了可怕的里芬斯塔尔和埃米尔·亚宁斯。她们会留下来,而这两个‘罪犯般的人’,就是纳粹应得的!”
1930年之后,黛德丽离开了德国,这两人再也没有见过彼此,她们也没有写信交谈,关系甚至不如一般的熟人。可瑞恩·威琅(Karin Wieland)双人传记《黛德丽与里芬斯塔尔:好莱坞,柏林,两个生命的一个世纪》当中,从德国经由雪莱·弗里希(Shelley Frisch)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问题。这本书的内容当中将两个主人公相互独立描绘,除了偶尔几个不可避免的场合,比如里芬斯塔尔接到一个电话,告诉她迪特希里在参演了她自己梦寐以求的《蓝天使》电影之后。里芬斯塔尔感到无比沮丧,提前把家中宾客送回家,许诺的匈牙利炖牛肉也没有兑现。这个故事不是第一次被讲了,它源自史蒂芬·班奇(Steven Bach)1992年为迪特希里所写的传记。班奇采访了里芬斯塔尔的宾客,他是一位电影杂志编辑,观察到里芬斯塔尔没有试镜。
通过阅读两本全版的传记,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细节:班奇还写了一步关于里芬斯塔尔的很出色的书。威朗对自己的主题眼光独到,在德国档案馆做了不少工作,收藏了很多文件:1944年里芬斯塔尔给阿尔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写了一封信,预测“本次战争中有个重大的转折点”;里芬斯塔尔未公开发布的回忆录;好几封黛德丽的信件,这让她的书有了可信度、良好结构和无止境的吸引力。这是关于两个魅力女性的故事,若放置于其他时代,她们的成就最多不过是在大银幕上的闪耀,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她们扮演的角色却被赋予了历史意义。不管人们的行为多么难以揣测,很难不去探索这些人的生活,以此洞察一些现代看来最为复杂的问题,关于假象和大众沉迷,艺术和真实,勇气和投降。
她们不同寻常的童年经历能够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她们最终选择的信息吗?试想一下,作为一个普鲁士军人家庭的成员意味着什么,父亲在女儿还不够大的时候便过世了,导致她只有一些含糊不清的印象,后来她列举出的印象是“高,有气势,身上散发着皮革味道,闪亮的靴子,骑着马匹”,因为父亲的缺席,她十分需要一个“充满阳刚气概的形象”,正如她自己所见,母亲对自己的抚养方式如同“温和的将军”,尽管寡妇的收入微薄,也依然尽力为她提供所有学习机会(小提琴,钢琴,英语)。显而易见,她崇尚希特勒的军国主义精神,但这也是迪特希里童年的写照,在她看来,这也是使得她成为现在这般模样的力量所在。里芬斯塔尔成长于一个工人阶级家庭,母亲是一个女裁缝师,父亲是一个管道工,建立起了比较成功的商业,也是她早些年间生命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物。迪特希里有个姐姐,里芬斯塔尔则有个弟弟,两个人都是家中听话孝顺的孩子,遵从着传统发展道路来取悦父母。不管是中产阶级的寡妇,还是富有野心的管道工,都不能接受一个家教良好的德国女孩出现在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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