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左岸派
      《流浪女》大概是瓦尔达唯一一部收敛了所有笑意的电影。80年代瓦尔达常常在车站看到年轻的流浪女郎，她观察她们，起初只是同情，却又发现了自愿沦落为边缘的态度。“反抗的第一阶段是对社会吐口水，那么真正成为边缘之后，则可能渐渐进入第二阶段，开始对周围任何人说不。我在流浪者中看到不少这样的人，因此写下了莫娜这个角色，她拒绝嬉皮士的爱意，拒绝养山羊做奶酪的哲学家夫妇的收留，她甚至对那些同为边缘的人也说不，她要彻底的孤独。而作为人，如果无法和别人对话，必然要死去，这并非惩罚，只是无法生活。”
      影片里的莫娜，是个喜欢“在路上”的感觉的女孩，至于走向哪里，却不追问自己。瓦尔达把莫娜的步行拍摄成风格统一的平移长镜头，一个人，一分钟，方向一律从右向左。再用约娜·布罗斯科维奇为电影所作的合唱伴奏，与莫娜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瓦尔达甚至为此仔细研究了各种脚步声，走在沙粒上，走在枯枝败叶上，或者走在沥青上、老太太家的地板上。“只有一个人走路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因为一个孤独的人最可能的对话就是和自己的脚步声交谈。方向也确实是我刻意的安排，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阅读习惯总是从左往右的，从右向左就必然意味着一种反潮流，就像咖啡馆里莫娜点播的音乐也名叫《逆流》。”　　
      影片公映时，瓦尔达做了一些小纸条贴到电影院门口的汽车挡板上。“她很野，她很臭，她不会对你说‘谢谢’，可能张嘴就说‘去你妈的’，你会不会让她搭你的车？”这样的提问其实也是瓦尔达心中的疑惑，“这些不能把自己调整到对社会而言具有合适态度的人，谁也不可能彻底地帮助他们，这对我是一种无解的感受。”
      《流浪女》得到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整个欧洲掀起了热映，瓦尔达开片即描绘了莫娜作为一个年轻生命的惨死，这使得影片具有非常强烈的叙事效果。影片公映时正是初冬，“当时那些受冻者和无家可归的人还没有足够进入公共意识和行政思维，这部电影确实改善了一些情况。人们慢慢创建了避难空间，也创建了社会SOS系统，思考和救助都更多了一些，政府为露宿者敞开车站和地铁的大门”。
      瓦尔达觉得这才是电影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她至今骄傲地强调着自己的立场：“我永远属于左岸派，永永远远与那些贫困者、受损害者站在一起。所以普通人路过垃圾箱的时候，看到有人把垃圾箱打开，出于善意要迅速转身离开，以免让捡拾垃圾的人尴尬时，我可以走上前去对他们说，干得好！因为人们扔得太多了，扔这么多非常愚蠢！”
      她也拍下了这些对“丢弃”说“不’的人们。“《拾荒者》中的有些人物令人惊讶，他们非常聪明，甚至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因意识到整个社会都在丢弃，而要利用剩余的东西生存，这是对社会思考为前提的，在我看来，他们是真的用自己的方式对社会说‘去你×的’!”
      瓦尔达也尽量不使观众感到烦闷，因此除了描述种种捡食度日的生活外，她也放进不少娱乐内容，捡生活垃圾做成艺术品的艺术家，垃圾收藏者，甚至念叨起自家的天花板烂了，“像一幅印象派”，或者用摄影机对准自己皱纹满布的手，独自感慨“像是种动物”，转而又举起了这样的一只手，在镜头前玩起了用手抓跑在公路上的大卡车的视觉小把戏。
      “我希望的仍旧是思维自由叙述的自由，我觉得摄影机后面的那个工作者，应该创造一种和观众的接触。如果说我对路过的人说：‘哦，瞧瞧这颗卷心菜多好看，竟然是红色的。’那我就该拍下来给你们也看一眼，这并不是说我的纪录片就此停顿，拍摄就是我的生活，在我的生活中，我可能看一眼卷心菜，又看了看我的手，我的头发，我觉得这是一种私人化的接触。观众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他们感觉到一种友谊或者亲情，任何看到我电影的人，对我都有种亲切感。”
      瓦尔达不否认作为电影工作者，自己也有焦虑过“失败的一面”，比如没成为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导演，所以她更努力成为一个令人喜爱的人。“在商业社会做电影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事情，在一个只追求效率，只知道挣钱、上座率的社会，尝试创新、坚守风格很难，那么任何喜欢我们的人们，对我们都是一种支持。”
      装置艺术家
      从一无所知拿起摄影机便完全信奉自我直觉的强大自信，到真正成为导演以后，经历漫漫创作生涯，不断要面对投资、发行问题的考验，瓦尔达坦言也会有“边缘处境”的担忧，甚至曾被戈达尔这样安慰：“每一本书都是由作为边缘的存在而装订在一起的，电影一样，社会也是一样，没有边缘也就没有主流。”
      但瓦尔达的装置艺术尝试显然更直接受到这种边缘焦虑的影响。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瓦尔达便对装置艺术形式心动不已，甚至也曾周密做出无数构想，只因不愿与博物馆、画廊交涉，渐渐荒废殆尽。直到2003年，当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找上门来，瓦尔达才觉得是开始的时候了。
      那时她刚刚完成了《拾荒者》，影片中有心形土豆的段落，瓦尔达不仅拍了捡拾这些土豆的过程，也拍了自己照料它们，让它们好好老去的过程。电影拍完以后，瓦尔达仍旧把那些土豆放在自己的地窖里，她觉得土豆的老去伴着新芽的萌发，其中有种奇妙感情使人难以丢弃。
      于是瓦尔达便再次用这些正老去的土豆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装置艺术作品，借用了15世纪美术史上流行的用三幅连续画面来烘托某一个物件的形式，用了三块大屏幕作为画面，中间的屏幕就是巨大的心形土豆的照片，两边有两个屏幕分别是土豆正在发芽和老去的照片。她也把真的土豆运到了展厅，700公斤的土豆放在三块屏幕前的地面上，随着展示的进行，那里每天都有新芽在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