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作品《短岬村》完成于1955年，便是石破天惊的新浪潮先锋之作。年轻的瓦尔达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词为自己的电影方式命名——“电影书写”(Cinécriture)，电影应该如书写一般自由，应该用剪辑、摄影机角度、运动节奏，取代文学的字、句、章节。“电影不是演出剧本或者改编一部小说……而是某种来自情感的东西，来自视觉的情感，声音的情感、感受，为此找到一种形状，这个形状只跟电影有关。”
      这样的创作思路显然与手册派“电影小子”们的激进姿态大相径庭，而所谓“新浪潮老祖母”之意，不仅在说《短岬村》的拍摄时间早于绝大部分新浪潮作品，也因作品本身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戈达尔在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精疲力竭》中，就曾让琼·赛贝里朗读《野棕榈》，他还曾打算把自己的电影《美国制造》(1976)和《我所知道她的二三事》(1966)的胶片轮替放映为一部作品；而10年之后，维姆·文德斯拍出了《公路之王》，电影主角在电影中阅读的也正是《野棕榈》。全是显而易见的致敬之意。　　
      与瓦尔达一起拍摄，并完全负责了《短岬村》剪辑工作的阿伦·雷乃，即便日后已成为新浪潮巨擘，也从不讳言，《夜与雾》、《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作品中的文学化对白，繁复的剪接、对位，都是直接受了阿涅斯·瓦尔达的影响。
      法国电影新浪潮中，戈达尔《精疲力竭》的轰动效应，不仅宣告了运动高潮的到来，也直接刺激了制片人的“扩大生产”欲望。于是戈达尔便把雅克·德米介绍给了他的制片人，他们合作完成了《罗拉》，同样战果不俗，于是制片人又向德米询问有没有认识与他一样稳健又有想法的电影导演，雅克·德米便推荐了自己日后的妻子阿涅斯·瓦尔达，他也只是吃晚饭的时候漫不经心地转达了一下制片人的意思：“就拍一部廉价的黑白电影吧。”
      而这部廉价的黑白电影就是至今经典的女性主义影片《五点到七点多克莱奥》。瓦尔达最初的构想就是延续“短岬情事”的交互结构，也就是继续她的电影书写风格，因为制片人说成本仅仅为1亿旧法郎，所以最初想要在尼斯和赛特两地拍摄的计划很快被推翻。出于少花钱的诉求，瓦尔达决定用巴黎人在巴黎拍摄，甚至决定就拍同一天发生的故事，因为那样的话，连服装的更换次数都大大减少；倒是保留了比一般城市电影更多的转场，因那是与瓦尔达全新的时空命题紧密相连的。
      “不过好在一天当中也做不了50件事情。拍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已经到巴黎第10年了，但我仍旧觉得这么大的城市是使人恐惧的，于是我想表达这恐惧，而那个时代最大的集体恐惧莫过于癌症，而我顺势猜想其中最令人恐惧的莫过于拿到诊断前的几个小时，那不如就呈现这一小段凝缩的时刻。而在这个时间里能叙述什么空间则成为我研究时空问题的开始，我希望电影成为一段时间片段和一个地理空间的纪录片，而作为交互的才是虚构的故事前提，实际上那个前提来自汉斯巴·东格林(16世纪德国画家)绘画，这位画家画面中的女性总是肉感圆润，而身旁的骨骼尖利可怖，那骨骼揪着女性的头发，正对她倾身耳语。我对此很着迷，甚至拍电影的时候还把一件小小的复制品带在身上，我觉得那便是女性与死亡的主题。”瓦尔达说。
      这部电影在当年戛纳电影节上备受瞩目，扮演克里奥的克林娜几乎成了电影节的一日女王，而几乎没有人认得出瓦尔达，甚至颁奖时，电影节的主席念错了瓦尔达的名字，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瓦尔达享受成功的心情，因为她很快便获得机会随着自己的电影周游世界，去了所有她想去的地方。比如去古巴看甘蔗的收割，在那里拍下4000多张静照，再选择其中1500张照片，按照古巴音乐的节奏，剪辑出《向古巴致敬》。
      快乐的女性主义者
      这轻快的心情显然延续到电影作品之中。阿涅斯·瓦尔达很快又拍摄了自诩为“轻松，温柔，浪漫如梦幻般”的电影《幸福》。丈夫是游走在情妇和妻子之间，甚至妄想要三个人一起生活的木匠，而在妻子不明缘由(或许自杀)的溺水后，情妇马上取代了妻子的角色，接小孩上下学，煮饭，送孩子们上床，清洁熨烫，明媚的野餐场景也一如往昔。影片里，瓦尔达对社会议题和道德立场不闻不问，却似沉醉在让·雷诺阿的印象主义色彩中，不断描绘着年轻夫妇野餐时的阳光和煦、绿草如茵；备受攻击时，她的辩解也仅仅是借了让·雷诺阿解释《草地上的午餐》的话：“幸福可能在向自然法则的妥协当中。”
      好在很快瓦尔达便因丈夫雅克·德米的好莱坞邀约，与他一起来到美国工作生活。在那里，她拍下了一些短片，并且大胆尝试了剧情喜剧的创作(《狮子，谎言，爱》)。短暂游走之后，瓦尔达返回法国所拍摄的《一个唱，一个不唱》则再次继续了女性主义方向的创作，她采取平行交织的形式叙述了两个人生坎坷却争取自我的女性对生活的感受，间或伴有瓦尔达式的浪漫优美。比如故事直指当时最受争议的女性权利——选择是否生育的权利，但瓦尔达宁愿让自己的女主角在美妙的乐音中孩子气般地唱道：“没有爸爸，没有教皇，没有国王，没有法官，没有医生，没有立法者，一切我说了算！”也难怪这部作品又被美国激进女性主义者诟病为：“用迪斯尼的方式看待女性问题。”
      事实上，在那个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瓦尔达是全身参与其中的。瓦尔达曾经秘密出租自己“迷人的粉色房子”用以帮助堕胎手术的实施，她也是秘密签署轰动一时的“我们堕胎了，审判我们吧”宣言的女性之一，也就是当时被法国报纸戏称为“343个婊子的宣言”的反抗协约。只不过瓦尔达说，她一直都只想成为快乐的女性主义者。“虽然当时我很愤怒，强奸，家暴，切除阴蒂，在极其糟糕的环境下堕胎，年轻女孩去医院做刮宫手术，医生对她说，没有麻药，这是对你的惩罚。那么我想该拍一部电影面对这件事，我就做了，但我始终觉得电影不该过分紧张地连着目的。”
      《法国电影手册》前主编、《世界报》影评人、巴黎政治经济学院电影教授让·米歇尔·傅东总是很愿意用《一个唱，一个不唱》来举例说明阿涅斯·瓦尔达独一无二的女性主义态度，他告诉本刊：“瓦尔达的女性主义首先是从成为导演开始的，在女性导演基本不存在的时代，她没有任何相关的背景，但有足够的胆量和创造力去尝试，她成了新浪潮中唯一的女性。她和自己的想法之间有非常鲜活生动的关系，这意味着她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的导演，并且她还有某种特殊的幽默，像是一种微笑，这使得你看她的电影时，即便是非常严肃的社会问题，但你也能感到逆境中的快乐，像是生命力的涓涓细流，这反而使得她所呈现的女性话题具有更大的力量，更多的可能。即便今天你去看她的电影，比如《一个唱，一个不唱》，虽然电影里的话题(堕胎等)已不复争议意义，但你仍旧能从作品里找到非常多的乐趣，即便身为男性的我同样对两个女性的生活态度是深以为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