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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涅斯·瓦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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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尼画作前的阿涅斯·瓦尔达自画像
“可爱”这词用在八十几岁饱经沧桑且建树卓著的老人身上，会有失妥当，甚至稍有不敬，但面对阿涅斯·瓦尔达，便找不到更贴切的形容。比如她60年如一日的娃娃头、波点衫，至今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甚至是这样一番对自己身体的形容：“我想，可能我有一天会变成机器人，肯定是这样。现在臀部两边都装进了金属，我已经开始变成机器人，总有一天他们还要更换我的颈部、头部。很遗憾，但这也是进程的一部分。”
阿涅斯·瓦尔达也有令人难忘的认真。她似乎热衷收集名片，采访开始的前提是把名片和谈话对象仔细对应好，她会用慈爱的眼光把对方端详一阵，再在名片上写写画画；如果名片全是中文，那么须给她解释清楚包括个人姓氏在内的一切详尽信息，而她也会边听边做好注释，然后翻到卡片反面，因为接下来的交谈中，还要不时在那儿写上几笔。
电影书写
“不，亲爱的，是老祖母。”当谈到有关法国电影新浪潮，瓦尔达又认真地把本刊所说的“新浪潮之母”纠正成“老祖母”。她是对的。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伴随“二战”经历成长的年轻一代电影工作者开始从事创作，世界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青年电影运动”爆发，这是与战后人们苦闷彷徨的心情紧密相连的。而其中影响最大的群体出现在法国，就是所谓的法国电影新浪潮。这些或者出自电影学校，或者因电影杂志《法国电影手册》结盟的年轻人，誓以现代主义精神彻底改变电影艺术，用浪漫的个人的方式挑战传统工业。他们毫不客气地把上一代电影工作者所例行制作的改编自19世纪文学为主的“优质电影”称为“老爸电影”，戈达尔的《精疲力竭》、特吕弗的《四百下》、夏布罗尔的《漂亮的塞尔日》和《表兄弟》，便都是以颠覆和革命为前提的电影作品。
阿涅斯·瓦尔达出生于1928年，是那一代年轻人中的一员。她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法国人，“二战”时曾避难到法国南方，战后年轻的瓦尔达在巴黎读文学、心理学学士学位，并经过短暂的学习考得职业摄影师资格，成为静物摄影师。但在以写实为主流价值的时代，瓦尔达却偏爱模糊的图片，尤其喜欢把模糊置于前景，于是她拍了很多在别人看来匪夷所思的照片。
因此，瓦尔达觉得自己需要语言：“当时我想给图片配上文字，那不就成了电影？当然，后来我才知道两者间是不同的。”美国学者大卫·鲍德威尔(David Bordwell)在《电影史：简介》(Film History：An Introduction)中将新浪潮的导演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以《电影手册》影评人为主的新潮派，即“电影小子”；另一派是自身的文人、艺术家转至剧情电影拍摄的左岸派。阿涅斯·瓦尔达属于后者。
没有上过任何电影学校，25岁前看过的电影总共也不超过10部，瓦尔达却深信自己可以拍电影。恰巧她正在读福克纳的《野棕榈》，那是一本把两个故事平行交替于章节之中构成强烈间离效果的小说，瓦尔达很喜欢这交互式的结构，甚至读完全篇后，又“一三五，二四六”地分别重读了一遍。于是她想在自己的电影里试着承袭这种结构——一边是以记录的方式，展露短岬村的地理景观，小渔村的生活质地；另一方面是一对夫妇讨论婚姻中的分歧及彼此对于自由的看法。瓦尔达在自家的院子里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写好了剧本。
于是开始有意地去结识了一些电影界的朋友，年轻聪慧的瓦尔达很快与阿伦·雷乃、克里斯·马克成为挚友，并颇有远见地投入了所有的积蓄成立了自己的独立制片公司，取名“Tamaris”。那是个使人头疼的生僻字眼，瓦尔达常需费力给人解释一番：“一种海边野生的极常见又极美丽的植物，开玫瑰色的花朵，是普罗旺斯地区路边的野花之一。这个名字真的带来了幸运，你知道，法国独立制片公司活这么久的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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