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方舟
何时我才能冲破
这一道潜网
投入挂牌的禁区
让你做一个定格的惊讶
我不是女人
——李虹：《反叛》
以上所引是李虹1991年出版的诗集《玫瑰之雨》中的一首。在我们还未能找到更早的“证据”之前，至少可以说，李虹的女性主义生涯已经从这首诗宣告开始。
李虹的反叛的确是令人惊讶的、也是彻底的。她期待着有一天能冲破那道看不见的“潜网”，从一个女人反叛为一个“非女人”，但是谈何容易。性别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无论是谁，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的公民首先被关注、被确认的就是他的性别身份。“是个男孩儿”，“是个女孩儿”——这个在你呱呱坠地时简单的生理认定，就已强制性地把你嵌入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个永难变动的恒定位置。几乎在以后的所有活动中，这个与生俱来的身份都在圈定着你的范围，影响着你选择。或许正因为如此，西蒙·波伏娃才说，“男人永远不会以性别为起点去表现自身，他不用声明他是一个男人”。“但是，如果我想给自己下个定义，就必须首先确认：‘我是一个女人’。这是进一步讨论所有的问题的基点”。也正因为如此，李虹才想从这个“强制性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挣脱出来，郑重声明：“我不是女人”。
“我不是女人” ！但也不是想成为一个男人，而是要超越于性别之上！当然，这只能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然而，“当女人们最终自由地成为自身的时候，有谁能知道她们能成为什么呢？”（Betty Friedan：《女性的奥秘》）。终极的“我”依然是迷茫的。
李虹似乎是一个天生的女性主义者。像迷一样，我们从她的经历中实在找不出要叛逆的理由。我们无法按照“吴琼花模式”来推演一个苦大仇深的女子必定会加入“娘子军”的举动。因为李虹的女性主义立场不是从个人经验中产生的“性别仇视”，而是从社会考察中建立的“性别认同”。
李虹大学毕业后，曾经以《中华英才》画报社记者的身份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青年女性有过较多接触，从而了解和探知了她们令人心怵的生活际遇和精神困境。也正是透过他们，她看到了将女性边缘化的男权社会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上千年的父权制社会将女性贬为一个“他者”，剥夺了她们的话语权，使她们变成一个失声的群体。令她惊异的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他们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观。这对于身为女人的李虹是一个深深的刺痛。她作为她们的同类，作为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女性，心灵受到深深的伤害，并使她的思考变得深沉而富有挑战性。她甚至觉得用文字来讨伐这种性别歧视还缺少一种可以直观的视觉力量，于是她决然转向绘画，到中央美院进修。
从1991年起，李虹在中央美院连续上了三个班：油画进修班、油画技法班和第八届油画研修班。1995年，她和同学袁耀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题为“95＇女性主义”油画作品展。从此，李虹的油画以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在画坛引起关注和好评，其中也有不小的争议。争议主要在她所坚守的“女同性恋”主题。也由于同一原因，她有多幅作品未能通过美术馆的审查而被撤下。但也正是这些作品，把女性在消费主义时代和都市商业文化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尖锐地提了出来。李虹以毫不容情的笔调真实展示了生活在都市底层的这些“消费对象”的不堪入目的生活场景和迷茫无望的精神状态。这是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中人们最不愿正视、也宁愿遗忘的角落。李虹强制性地让她的观众去面对这种肮脏、龌龊、变形、病态的生活，目的就是要让人看到表面繁华的背后，以有失这个道貌岸然的男权社会的体统。
关于李虹作品中涉及的同性恋主题，我曾在199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做过这样的阐释：李虹在她的艺术中关注的不是自己这个“小我”，而是女性这个“大我”。或许因为她们是弱者，自古以来，在妇女族群中就天然地形成了一种认同感。异性之间的难以沟通和难以理解，同性间的结伴就成为相互慰藉和排除孤独的有效方式。波伏娃把姊妹间的这种情谊称为“同性爱”。而女性主义的性别路线正是建立在“促使妇女形成社会群体的姊妹情谊”之上。A·里奇则把妇女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引伸为“同性恋的绵延”（lesbian corn-tinuum）。他的这一用语是泛指“妇女共有的经验，它贯串了每一个女人的生活和整个历史；它并不仅仅指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曾有过想发生性关系这样的事实”。更非“通常所作的临床意义上的有限界定”。李虹在她的作品中想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非临床意义上的“广义同性恋”。“女同性恋”（Lesbianism）和“女同性恋者”（Lesbian）在女权主义的“上下文”中已不只限于一种异常性关系的名称，而是常常标志着女性的立场和路线，是在强调女性的文化认同。李虹的多件作品因被认定是以同性恋为主题而未能展出，不少观众甚至误认为画家本人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实为不了解“女同性恋”与“女同性恋者”在女权主义的上下文关系中的真正含义。而李虹的作品所陈述的，正是一个具有解构主义倾向的女性主义主题。她在这些画中要表达的是对女性命运的普遍关注。她站在女性立场上，诉说了作为一个女人在男权社会无处藏身、想逃离又无法逃离的尴尬与困境。所以，与其说画家是在表现女性之间的相互依恋，不如说是在表现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不信任、怀疑和失望。这些被扭曲的弱女子本身就是男权社会的产物。塑造那些凄楚、萎顿、无望乃至有些颓废的女性形象，虽不免女性主义的偏执，但当画家将一种女性话语展开成一个社会主题时，她要表达的就不再是一种纯属女性个人的经验，而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通过女性视角中的女性命运，表现社会和人生。
即使从单纯的同性恋角度言说，这一主题也触及到现有性别体制的禁忌。按照福柯的观点，同性恋无疑是一个属于后现代的激进主题。因为这些被视为性歧变的邪孽行为，正是对“异性恋制度”这个实行“性压迫”的宰制系统的颠覆，是对“异性恋霸权文化”的挑战。现代科学已经一再证明，同性恋不是变态，它只是情欲偏好或情欲选择的一种。但在异性恋霸权文化中，同性恋却始终被看作是“违反人类天性的罪恶”。同性恋者自然也就成为被歧视、被压抑、被剥夺人权、被权力边缘化的少数族群。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同性恋的认同，就是对异性恋体制霸权的颠覆，就是对异性恋主流话语的挑战。李虹自觉选择这一主题，使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已从这些“另类”的行为方式中，意识到一种与这个主流社会不协调的颠覆因素的存在，从一种近于萎靡、颓废的外表下意识到一种激进思想与判逆意识的滋生。
1996年，李虹到英国生活一年，顺便在英国及欧洲学习考察，回来后画风发生很大变化。在她先后画的两个系列（《状态系列》和《共谋现象》系列）中， 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和超现实手法，画面色彩也提得很亮很纯，背景多以平涂处理，人物也不像从前那样具有很强的身份感。在《状态系列》中，人物始终与一些说不清的机器、仪表、管道纠缠在一起，这些僵硬冰冷的机器显然是作为男权社会的象征而出现的，面对这样的生存现实，女人的状态只有无奈与无望。而在《共谋现象》系列中，李虹让人看到更可悲更令人痛心的一幕，于是她不得不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与男权合谋的女性自己。这个社会中的许多现象都使李虹感到失望，女人面对男权文化的种种歧视，不是去抗争，而是“无条件放弃了一切”，把“自己搁浅在橱窗中”，甘愿去做男人的附庸和消费对象，这种“自我意识的堕落已经充当了男性迫害的帮手”，李虹在《叛逆与共谋》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男权意识不仅渗透到每一个男人的骨髓，它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女人的一种内在需要。这是让李虹最感失望乃至无望的地方。而她在《共谋现象》中要表达的正是这一主题。
如果把上述两个时期的作品看作是李虹艺术发展的两个阶段，那么，她在近几年创作的《花色》系列则可以看作是她艺术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花色》系列不仅是李虹艺术发展的一个阶段，也是其女性主义思想发展在艺术中留下的新的轨迹。
李虹笔下的这些花，并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样悦目、那样娇艳、那样诱人。将花喻美人，已是男权话语的老生常谈。女人画花，也常以花自喻，也已司空见惯。然而，李虹的花却艳而不娇，甚至有些丑恶、有些肮脏，有些血腥，充满着性的蛊惑和色欲的迷幻。它令人想起波特莱尔的《恶之花》，想起男权文化给女人定义的恶名——“女人是万恶之源”。但李虹的花是有“性别”的，有象征女性的，也有象征男性的。但在总体上是象征性、象征色、象征人性的自由和欲望。
她说：“‘性’原本始于自然的本能……我们曾经感受到了它的无限美好和美妙，但是我们一定要彻底毁灭这样的感觉，去看它的本质，看它血淋的地方。因为它是祸事，于是我们发现了它的丑恶和肮脏，这种状态出现的时候，又会有一种伟大神圣的美丽召唤在心里，并且开始渐渐地存活，然后生长、壮大……”于是，“对于自由和欲望的表达一下子为我的精神开辟了一道美和恶的坦途，我可以表达一种来自人的权力，更是女人缺少的权力”。李虹由此获得一种解放感，因为这是从男人界定的规范中获得的“真实和充满人性的解放”。
十年过去了，李虹又从绘画回转到文学，在她新出版的长篇小说《美丽生活》（有评论家宁愿把它看作是一个“女性主义文本” ）中走完了她美丽人生中第一个大的段落。从三十而立到四十不惑，十年的女性主义生涯在她的生命历程中显得尤其辉煌，无比灿烂。一个美丽的女人，渴望美丽的生活，渴望作为人的权力。但不是为自己，是为所有的女人，因此她的叛逆也显得无比美丽。十年来，她的充满挑战却少有回应甚至冷遇的生活曾使她精疲力竭，心灰意冷。但柔弱的她却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历练，在体力渐弱的疲惫中，精神信念却愈来愈坚定。
当我翻阅1998年我策划的《世纪·女性》艺术展的画册时，我留意到，在被邀情的78位女性艺术家的自述中，还没有一位能像李虹那样以鲜明的女性主义姿态展开自己的表述。可以说，在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中，李虹当属一位最早、最执着、最自觉地坚守女性主义立场的艺术家。她的艺术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女性——这个男权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一边，为那些被社会边缘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弱女子声张正义。她从女性主义视角所表现出的社会关怀和人性思考，既是源自身为一个女人的个人经验，又超越于这种个人经验之上，这是她与大多数中国女性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她作为一个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女性，十分清楚自己的艺术权力和社会责任：从男权话语的桎梏中走出来，自觉书写女性自己的历史。以感性的色彩和犀利的笔锋对承传了上千年的父权制文化进行力所能及的清理和批判——这就是李虹作为一个叛逆者的使命感。
李虹虽然在《美丽生活》中写了一个普通女人从青春灿烂到逐年衰老的悲哀，写了她从身体到精神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甚至流露出终将走向“极端失败者”的悲观情绪和宿命思想，然而，李虹作为一个叛逆者的形象依然熠熠闪光：
“我们曾经被塑造，但这不是说我们永远被塑造。因为我们发现了平等的、欲望的、具有人性的目光。这种宝贵的、自然的、本性的目光将使我们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有力量重返美丽家园”。
我深信，我会在这个“美丽家园”中再见美丽的李虹。
2005-5-9 于北京上苑三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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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