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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落雨的下午，我在位于北京通州的声音艺术博物馆见到了秦思源。与两年前这间博物馆刚刚开幕时相比，眼前的他看上去似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随着交谈的深入，一股特别的生机和笃定仍然从其话语和讲述中被读取出。这是那种确信自己正走在正确的路上、做正确的事的人会流露出来的气息，也是秦思源在做声音艺术博物馆的两年里不断感受到的一种基于现实的乐观和积极。这间全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家以声音作为媒介、专注探索声音作品和艺术路径的博物馆，被秦思源形容为一个实验场，在这里，他们试图以当代思维，串联起声音、艺术、科技和未来的无数可能。
而在抵达此处之前，他曾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寻找并确认这条路。
我们的交流，同时并进在两条线索中：既有秦思源个体层面对自己“身份”和“方向”的厘清，也有他以一个亲身参与和经历者所记取的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对他而言，这既是一个漫长的内观过程，也是自身对中国当代艺术不断投身、撤离又渐渐看清的关系重构。
在与中国当代艺术发生联结之前，秦思源更被熟知的是他的家庭背景：出生于书香世家，外祖母是民国时期的才女凌叔华，母亲陈小滢曾在英国就职于BBC（英国广播公司），并认识了英国汉学家秦乃瑞（John Chinnery），也就是秦思源的父亲。而在这种多元家庭中浸泡长大的秦思源，似乎早早习得了身份的复杂与错位，文化的杂糅与融合，和一种埋植在血液深处的对于自由的渴求。
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最初，没有系统学习过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的秦思源像个误闯者。但一半出于幸运、一半出于天然的激情，他以艺术家的身份在中国和西方广泛举办展览、策划项目，并参与到UCCA创建，供职过上海艺博会国际当代艺术展（简称上海当代）……看上去，那个阶段的秦思源在这个行业的路径一度非常主流，一个美好的未来正在眼前徐徐展开。但秦思源自己却感到越来越不自在、不自由，同时意识到自己已经渐渐成为当代艺术这个大系统里的一颗螺丝钉。感到痛苦的同时，他也对自身所处的中国当代艺术行业产生了更多的怀疑、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他不得不强制自己慢下来、停下来，在不断拒绝工作邀约、不断自我审视，和不断从读书和实践中，才得以渡过这漫长的“身份”危机。再后来，秦思源创建了声音艺术博物馆，自此，他的持续十多年的探索终于迎来一个直接而具体的结果。
在秦思源看来，做声音博物馆是一件从零开始的全新事件，同时也是一次纯粹的实验。尽管一再强调中国当代艺术并非自己的兴趣所在，但这段经历显然以一种深刻而持续的力量影响着他，而在目睹中国当代艺术过去20年的挣扎和坠落之后，秦思源难免感到一种失望，但同时也更加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说，之所以不停地探索、折腾，还是希望能给当下的普遍困顿和停滞带来一个新的答案，一种新的可能。
以下为秦思源自述，由打边炉采访整理，按照惯例，本文发表前经由受访者确认。
厘清
在创办声音艺术博物馆之前，我一直是以一种多线身份参与在当代艺术中。但似乎都不是特别主动的状态，无论策展还是做作品，基本都是受邀进行，显得比较被动。而这几年，我大部分精力放在声音艺术博物馆。做艺术家或策展人对我来说是很复杂的事情，做博物馆也是复杂的事，两件复杂的事情同时占据我的脑子有难度，所以只能有一个倾向性。
这样的倾向，看上去很像是我在做一个选择，但更多还是是对自己的“身份”所进行的一次厘清。这其实是一个我花了很多年慢慢解决的问题。
进入艺术圈之前，我在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做艺术经理，负责组织、执行一些项目，听上去是个很小的角色，也不需要一定得是艺术专业出身，但有一定话语权，能调动资源，例如一个项目你知道找谁来策展，知道哪些艺术家对路子，能邀请到他们，方案获得总部的确认后就进入执行，我当时做这份工作的优势在于，什么都懂一点，音乐、电影、艺术，同时还有点想法，基本一有方案我就提出来，加上预算比较充足，所以真的能做点事，例如英国戏剧节、《余震》等，早期的项目偏文化，和我现在的工作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到2005年的《都市发声》项目，算是我真正意义上接触声音这一艺术形式，为我后来的行动埋下一颗种子。坦白地说，做《都市发声》时我的思维还是完全打开的，不受什么具体的圈子或者具体行业的归属拘束，属于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完成的项目。
零件
再后来我开始参与到UCCA在中国的创建中，之后又进入上海当代，看上去在中国当代艺术这个圈子里的地位开始非常明确：供职的都是大机构，且越来越大型，而我则是系统里的一个标准零件，有着非常具体的功能和角色。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不行了，浑身难受，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只知道自己不舒服。别人当然不会理解我怎么会这样，大家都会觉得，你这不挺好的嘛，做的项目反响不错，怎么就难受上了。
现在回头去看，可能会更清楚当时为什么会那么难受，因为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个过程我都是被动的。首先我的出身在艺术圈就很另类，多数人都上过美院，学过具体的创作或理论，很自然地走进艺术家、策展人或者批评者的身份，路径看上去很明确，当然有些人会中途转向，但总体而言从内心里还是自认当代艺术的一分子，对身在这个系统之内没有任何怀疑。而相比之下，我从一开始就是个闯入者，从来没学过艺术，出于兴趣也好、谋生也好，做了一些个人创作，也在一些机构待过，几个成熟的项目之后，开始有人来找，就这样在30多岁的时候走上了一边创作一边策展的道路，后来还参与了UCCA的创建，又去了上海当代，在外人看来，我的眼前逐渐铺开了一条异常顺遂同时也非常明确的路。但在意识深处，我很清楚地看见自己正一点点失去此前的那种自由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明白怎么发展。
机会
我进入UCCA的时候，办公室只有几个人，团队没建立起来，一开始甚至没有职位。后来一步一步慢慢做，也得到了认可。我逐渐建立美术馆的系统和团队、落地这些具体工作，所以就成了副馆长、首席策展人。但是再后来，有人劝老尤（尤伦斯）让我做馆长，他一开始还认可了，可是我立刻说我不行，当时的经验以及艺术圈的关系网都匹配不上。按照普遍成长线路，就是在一个大的机构里，一步一步从策展助理到策展人，到首席策展，幸运的话能当上馆长。可是我从零一下子到了一个不合理的位置：从进入这个行业到副馆长，只用了三年半的时间，同时还是好几个机构的顾问、艺术总监。看上去好像很重要、无处不在，但事实上我的背景和当代艺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且三年半，从学制上来说我在这个行业甚至还没大学毕业。所以我当时的内在感觉非常如履薄冰，胆战心惊，感觉脚下没有一个我自己慢慢搭建起来的、扎实的底子，稍微走错就咔擦掉下去了。
如果说这种感觉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冲突，那可能就是我其实从心底里不喜欢那种被一个大系统所吞没的感觉，或者说我对在系统内部做事情不是很自在。
尴尬
从上海当代出来后，我主要想做创作，但自身身份有点复杂，导致做很多事情都没那么简单。中国的当代艺术体系，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是由文化、由时代造就的。作品虽然是个体表达，可是由谁表达很重要。需要属于这个地域与时代人做出的表达才有价值。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特殊的地方。不能只有本义，必须要有隐喻、有象征意义，和时代本身有勾连。现在当然不一样，有些年轻孩子国外留学回来创作的作品看不到中国文化的影子，这又是另外的问题。在当时，确实是那样一种局面，你看希克的收藏就非常明确，他收藏的其实是中国一段历史。里面很多作品你不见得喜欢，但那些作品就是代表了那个时代。所以希克的收藏有特点、有价值。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在中国做艺术家就会面临这些非常实际的问题。很多业内的人看了作品会觉得作品不能代表什么，所以价值不明确。
与此同时我是个综合体，这是另一层尴尬。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大计划，都是摸索着创作、策展，同时也被不同杂志邀约写文章，也都做了。这些事儿都挺有意思，我没办法放掉哪个，但又都不是特别主动，基本喜欢就做，不喜欢就不做。问题是不能老这么玩，因为显得很不专业或者很不专注，不是一个做事业的心态，时间长了会有问题。
形塑
那段时间所有的工作，本质上都可以看作是我为了摆脱这种身份尴尬而展开的一次次探索。这的确是很漫长的过程。
好在我不是急躁的人，不是那么着急，也不像身边许多朋友需要养家，所以我压力不是那么大。对我来说如果着急成功就必须妥协，做很多不适合我做的事情。问题是，我到底适合做什么，那是我当时需要明确下来的。
那段时间我看书比较多，其中有阿甘本在一本书里对“form of life”的论述。他以历史考古学的方法研究僧人们的生活方式、规范和纪律，并认为当代的很多西方组织和企业管理制度可以追溯到早期那些僧人的理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我故意进行了一些误读，将其理解为一个动态的雕塑或者形塑，如果是形塑，那就可以将不同因素用另外的方式形成合理的整体生命，这成为我后来的目标。
另外一个对我而言很重要的转折点，是在2013年，计划将史家胡同博物馆做成一家胡同主题的博物馆。因为这里本来是我家的旧宅，筹备期间我作为顾问提出胡同文化里声音的重要性，他们就邀请我做一个关于老北京声音的项目，当时就有了个想法：纯粹用声音来形塑一段北京的历史。为什么？因为声音是一个非常纯粹和直接的媒介，有时听到某过往的声音，就能唤醒你的情感记忆。如果用声音来塑造北京的历史，让不同的人听到同一个声音，可能都会产生一段完全基于个体感受的历史，这样一来就颠覆了历史概念。从宏观到微观，从追求客观事实到绝对主观感受。关于时间、关于记忆、关于历史，我希望都能找到这样一种主观的感觉。这个想法无论能不能实现，都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很有意思的。
解放
探索的那些年，大部分人看不明白，说思源你到底干嘛呢，还做不做艺术了。但我也并不觉得自己走歪了，因为知道自己是在找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这条路一定是存在的，对于这一点我很明确。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暂停了常规的策展和创作项目，因为知道必须把所有心思放在探索这个事情上。我意识到，项目要是继续一个接一个的做下去，我依然还是活在过去不明确状态里，所以必须好好探索到底。
那段时间我自己也处在一种对自我不够了解的状态里。对自己有很多疑问，也面临别人的疑问。这其实没什么不好，没有这些质疑和压力，很多事情我也想不清楚。我一度疑惑的是，进入艺术系统之前，我挺自由的，想法特别多，可是后来有了具体的职位和系统内功能，为什么脑子感觉僵硬了？直到突然有一天，我问自己：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必须给当代艺术干？似乎当代艺术四个字成为了困住我的紧箍咒。一旦想明白了这点，脑子也就通了。我转换了思维，并下了个决定，当代艺术会永远是我的一部分，但它不可以是我的全部。
再后来，眼前的路清晰了很多。很多想法也通畅了，包括作品，还有做机构的构思考，执行起来都变得有条有理了。例如声音艺术博物馆，从这个念头产生到和洪峰去聊，也就一年左右。幸亏有他在，因为没有第二个人会和我合作这个事情。跟洪峰创建博物馆是新的格局，两个人都想做全新的模式，而且知道这是需要很宽容的合作平台才能做的事情。因此，博物馆的成长是有机的、与时代与土壤结合的，我们两个人的成长与博物馆同步，所以我的身份通过博物馆也得到了解答。
坦然
办声音艺术博物馆，因为是在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会面对很多未知和困难，所以不应该给自己或博物馆设置太多限制。我们的博物馆没有办法归类，可能才是我的理想状态。就拿声音这个媒介来说，它可以有非常多独特的视角和方式来做事，可能性太多了，成长空间非常大。
以前老尤被劝着要让我当馆长的时候，我的心是虚的，因为实际经验完全不够。现在我做声音博物馆馆长，是一种坦然的状态，因为脚下是扎扎实实一块石头接一块石头垫出来的。展览的策划、博物馆的未来、学术的建设，全都是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当然挑战也一样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尽管现在做的事情和身份很明确，但做全新的事情起步阶段一定是艰难的，对此我们看得很清楚。
萎缩
现在回头看，客观地说，中国当代艺术至少十几年没有真正发展。我当然不是因为这个才改的方向，那时候我哪知道后来会这样。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十几年，国内的实力画廊增加了几家？优质的藏家群体扩张了多少？国际级别的艺术家是增加了几位？好像几乎没有。一个成熟的当代艺术体系，一定数量的画廊、有水准的艺术家、有眼光的藏家，都是必须的部分，而且环环相扣。画廊能发现和扶持好的艺术家，艺术家能拿得出好作品，好作品能被藏家识别和认可，这样才能走向更大的层次，才能不让这个行业充斥的都是虚幻的泡沫——拍卖动辄几千万，但那都是二级市场的游戏，和实际生态是脱节的。欧美成熟的当代艺术行业体系，那些几百个一线画廊、实力艺术家和好作品、有文化格局的藏家们，这些都是靠时间一点一点累积发展过来的。但我们是没经历那漫长的过程，尽管有过那么多美术馆、博览会、拍卖行，其实挺脆弱的，经不起风浪。国外现在一样面临很困难的时期，可是他们经历过很多次，整体生态还是健全的。而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完整的生态。
当然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肯定是复杂的，甚至是解释不清楚的。但目前客观的情况就是如此。如果现在你是一个艺术家，可以纯粹做作品，不需要想别的，但如果你是策展人，你负责一个机构，那你必须要面对和思考这些，不可能逃避得过去。
脱节
不管怎样，我们希望看到的首先还是本土的发展，因为中国始终不是一个连贯全球的当代艺术市场，它是一种岛屿。表面看上去，我们和西方很多东西似乎已经是一样的了，可这个“一样”在艺术上可能就是问题，因为彼此之间连讨论和关注的问题都不一样，又何来方法论上的相通呢？那些海外学习后回国做艺术家的年轻人，如果他们的理论基础和创作语境不和这个真实的社会现场发生关系，不与这片土地产生链接，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你的作品是否有和自己、和这里的人产生关系的自觉以及努力，决定了你在这里是否能获得发展可能性。当代艺术需要针对性，而许多回国的艺术家探讨的问题还是那边的。看似很国际化，可其实与国内语境是脱节的。
但与此同时，本土和一些开放性经验之间，肯定有个边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很多艺术家，他们所有的作品经验几乎都来自本土，这也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话会导致作品本身失去可对话性。追逐作品表达的国际化，本身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就是一个很长的过渡。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对我们的影响，事实上这个影响始终是中国当代艺术基因的核心，但我们同时也要意识到，我们不能变成人家，因为你说到底不是人家。当然，如果一个年轻人在西方学习了艺术，留在西方发展和成长，直到建构出了自己完整的一套语言和世界体系，你后面在中国、在西方或任何地方都没问题，但是绝大多数艺术家是学习个几年就回国发展的，那ta的创作必须要结合国际与本土的语境。
混血
因为我是个混血儿，所以一直以来总是会被问，在你的身上中国和西方哪种文化的成分更强一些？可是从这个专业的本质来讲，所有的中国当代艺术家都是文化混血。没有一个人不是。于是我常常会在心里反问对方，你们觉得自己身上哪个文化成分更强呢？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如果你满脑子都是西方身份政治，这个问题在艺术圈外到底有多大关系？你如果身在西方可以这么玩，因为你关心的恰恰是他们社会某圈层关心和讨论的，可是在中国，这种语境的含氧量是多少？这种表达意义能有多少呢？它只能沦为一个小圈子里的孤芳自赏。例如性别政治问题，在西方申请一个项目资金你可能需要把这样的问题考虑进去，因为这个问题从理论或圈子的范围已经进入体制了。但在中国这问题的影响范围是什么呢？这就是巨大的区别。这只是一个例子，同样的鸿沟在美学、在市场上同样存在，你无法直接跟随潮流和复制经验，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只会显得突兀和投机。
可能
说起生态，国内策展人现在太辛苦了，因为机构实在太少了，像样的项目太少了。谁都想变成小汉斯那样有影响的策展人，但怎么成长？在欧洲有可能，因为可以串联那么多国家，几乎每个大一点的城市都有当代美术馆和艺术中心，还有很多艺术节、双年展，能申请到各种基金会项目，能做一些实验，经济再差生态还是存在的。
在我们这边，因为生态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导致的单一性，则困住了这种可能。不是年轻人只想做雕塑、只想绘画，而是他也没有更多机会去充分探索。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之一。把市场作为核心，是因为只有市场给我们饭吃，所以市场成了艺术生态最大的发动机，但这台发动机用的汽油是92的还是95的，无人在意……
都说水涨船高，在这个比喻里艺术是船、藏家可以理解成水，中国当代艺术早期依赖国外的像希克、尤伦斯那样的大藏家。现在肯定不是那个时代了，只能靠本土的收藏系统，而且这个系统需要续接原来的力度和丰富性，但问题是这个系统好像还没发展起来，所以才如此尴尬。
社会性
这么难的情况下，做一间看上去有点小众的博物馆，到底是怎么考虑的。这是一个经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在我看来，声音艺术博物馆是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当代艺术也是我们板块之一，当然，当代的声音艺术肯定很偏门，所以我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其间的主流，但至少会是一个特别的实验场。之前我们经费有限，背后没有大资源的支撑，现在情况在发生变化：首先是理事会和其他赞助体系正在建立，同时开始有了一些重要的合作方，为自身赋予了更多社会功能，例如我们目前和中科院、中华环保联合会创办了一个品牌叫“声景中国”，要做中国第一个大自然声音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五年科研项目，未来利用这个数据库，我们可以邀请音乐家、艺术家来做项目，到各地巡回展出，甚至不需要在白盒子里，不需要在展厅里，而是可以有更多发生的场景和可能。所以对我们来说，未来引入社会机构、商业品牌的合作特别，是一定会做的事。我们希望一方面做产品，有盈利板块，另一方面能打出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成为真正的社会品牌，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只能原地踏步。最早和洪峰聊，我们就很明确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再做一间美术馆——只靠赞助和理事会，永远是一个请求的姿态——在我们的设想里，博物馆部分肯定永远是非盈利的，可是公司部分未来跟博物馆一样重要，要做产品，要社会规模，要真正盈利，要有好的内容，要主动，不能被动。
当然会很难，而且现在这个大环境下，可能会越来越难，但好在我们是新机构，还有很多时间去验证和试错。我们自己是相信会有一定的生存可能性的，因为我们不局限于当代艺术，我们的栖居地包括了传统文化、自然环境、科技、音乐等等，在这个基础上用当代的方式来做项目、做博物馆，那立足点就会不一样，社会覆盖率也会强很多。目前我们合作的机构在社会层次上的丰富多样就很说明这一点，从学术机构到企业赞助，已经不再是单打独斗的状态，未来随着更多层次的资源进来，会有更多做事的空间被打开。之所以不停地探索、折腾，还是希望能给当下的普遍困顿和停滞带来一个新的答案，一种新的可能。
实验
过去当代艺术和官方之间，其实有一种相互提防的关系，彼此都很敏感，但核心还在于当代艺术机构的社会覆盖率上不去，交流的门槛太高，除了中心大城市，许多地方上的存在几乎空白，也就谈不上接受度。这真的是当代艺术目前过不去的一道坎。我们现在做当代是因为大语境必须当代，通过当代语境让许多载体和媒介碰撞，之前做《都市发声》，就印证了这种方法的的可行性。事实上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声音艺术博物馆的实验性在于它是中国第一个公共领域的声音实验场，其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实验性。这样一来，其实就很简单了，我们现在的态度就是，好的艺术家、音乐家、科研工作者，可能都是我们的合作对象，大家一起来做一些事情，可以在白盒子里，也可以在其他场馆，或者在很多意想不到的角落里，但无论场域、形式如何变化，它的社会价值都是一定要有的。
我们现在才两年，对一个机构来说，是很短的时间，在社会性的建设上算是刚刚开始，但已经开始有一些效应了，例如我们现在的观众比以前多了，未来的发展例如合作模式和项目拓展上，我们也会继续走出博物馆，去建立更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基础。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但非常确定的是，我们没有原地打转，而是一直在往前走，只是走得有点慢。因为做博物馆本身就不是一件能急得来的事。
根据地
非常神奇的一点在于，虽然中间我对自己的探索是个漫长的过程，也有过很多不那么顺利、不那么满足，但我始终没有产生过那种“要不离开这里去英国或者去西方”的想法。还真没有。北京对我来说就是这么神奇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各方面都很理想的城市，但它的丰富，它时不时给我一些其他地方给不了的奇怪的机会，都非常吸引我。例如小时候练武术、搞乐队，都不是我计划内的，但都偶然发生了，包括我认识了洪峰，你说别的地方会有洪峰这样的人吗？谁会做这个事情呢？我想除了他没有别人。北京就是这么神奇的地方，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可能性，我没想过去别的地方，这里就是我的根据地。
我与中国当代艺术，是来到北京后从零开始的一段经历。它肯定对我发生了影响，成为我永远的一部分，成为我的基因，成为我在后来做事的一种思维方式。接触中国当代艺术的过程中，我不断探索自我，确认自己到底想做的是什么，后来找到了，但当代艺术仍然以无限的可能作用于我。其实做了那么多年的艺术，我不敢说自己懂艺术，也不敢说别人不懂艺术，因为艺术本身就在无限变化、不断产生可能。我刚刚表达了那么多对现状的看法，就是因为看到曾经那个无限的可能性好像萎缩了，所以觉得可惜。虽然我已经年过半百了，但还是想自己做一些还有可能的事、充满未知的事，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寻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