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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涛：我们站台画廊选择艺术家着重考虑两个必要点：被大潮忽略的，而且是有价值的。这两个特性汇总在一起，其实就是在考量艺术真正的时代价值或者说我们活这一辈子做艺术这件事到底有何意义。从上大学学艺术到现在经营画廊，我们也一直在探讨一个恒久的“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应该留下哪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是艺术从业者们应该有的关于艺术本质的思考。
其实我刚提到的恒久的“好”，就像你们夸一件作品“好看”是一样的，都值得商榷。但是到底何为“好”、何为“好看”，我们又是怎么被塑造出“那样是好看”这一观念的？我之前和几位朋友聊天恰巧聊到这个话题：一个人写汉朝的美人，会有一个标准，写唐朝的美人，也会有种种描述，这种“美”是怎么形成、确定下来的？古人当时为什么就觉得这样的女性好看呢？今天的美人，我们又为什么认为她这样就是好看的呢？我们从降生以来，哪些东西被称为“好看”，以至于我们默认这就是“好看”的标准呢？
我认为“好”和“好看”都存在于一种关系中，是我们所接受的常识和我们心中所期待的相契合的一种认知表现。这关乎在这个时代，作为有身体、有知觉、有本能的欲望的人，我们怎么在文明的常识当中去看未来，这一切因素都决定我们怎么去选择“好”或“好看”，或者怎么界定“美”。
而最后，这些认知就会决定我们的选择。像“被大潮或市场忽略的”且“有价值的”就是我们选择的标准，自然我们站台画廊代理的艺术家们也基本上都符合这样的特质。
我们代理的艺术家当中受欢迎的挺多的，这能印证大家普遍还是在寻求艺术的正道和共识。其实我没有偏离什么，我更多的是探索这个大时代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形成共识的东西。
陈海涛：当我们谈艺术的时候，一定要了解一下这个艺术家，因为艺术最可贵的就是作品当中真实承载的那个人。如果我们无法捕捉到那个艺术家的存在的话，我们一定会怀疑这件作品。邱瑞祥就是很典型的符合我们站台选择标准的艺术家。我们做他的绘画十几年了。直到现在，他依然每天坐一个半小时的公交车往返于家和工作室之间，而且一年365天最起码有360天都是这样。他很安于自己平静的生活，很少参加各种活动。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邱瑞祥的作品偏苦难，他不是现在才这样，他最初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偏凝重。这跟他的生活阅历很有关系——邱瑞祥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农民的孩子，非常朴素。他小时候就在家帮忙干农活，长大后考上大学学绘画，念完书后进入到现代文明的都市节奏当中……这是我们这个大时代最大的特点，从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巨大阵痛期，使得人人都有一种强烈的撕裂感。这种矛盾会带给我们尤其是艺术家非常特别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是非常真实的，不虚假的，甚至可能是艺术家最可贵的东西。
而且，邱瑞祥在艺和技方面都很优秀。好的艺术家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表达能力，这是技术。但是，技不是艺的全部，艺术家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回归到最朴实的价值。有什么作品能使我们经久地去看？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诗经》。《诗经》不像《资治通鉴》全是围绕着历史大事，它写的全是最普通的事情，但为什么它能成为“经”呢？“经”就是我们讨论的意义，那又何为“意义”？就是非常朴素的道理。而且《诗经》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把朴素表达得非常真挚和优美，这也是艺术应该有的样子。
邱瑞祥 2021年站台画廊个展“接触” 2021.10.23-12.05
朴素、真挚、美，每一个词都有它的宽度、厚度和延展性，所以艺术有很大的容量。当一个作品里能容纳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它是一件好的作品。我认为邱瑞祥做到了，当然其他很多优秀的艺术家也都是。
我跟瑞祥探讨过何为“截止”的问题。大家会觉得他的画很凝重，其实那个凝重就是时间累积出来的。他画得很慢，一遍一遍地画。对他来说，直到他的作品达到他的标准和经验判断，或者是跟他的心灵和自信完美呼应的时候，他才可能认为这该截止了。所以，虽然他每天都在工作，但实际上真正完工，能拿出来的作品真的不太多。我们正在根据他的工作安排做未来一两年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动态的，要随着他的工作、随着一些契机、随着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完满地去做一个展览。
像邱瑞祥、肖江、毕建业、黄亮等等，我们代理的好多艺术家从来没有急，不是要迅速膨胀到什么程度，不希望被资本迅速地消费掉。因为对他们来说，艺术和生命一样，他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们自己会很珍惜，每天都诚实地对待自己。我也会很珍惜并尊重他们，作为画廊我们自然不会吹大、拔苗。
说到资本，我可以明确地跟所有人说，资本有好的一面，也有非常不好的一面，有很多很好的苗子都被市场无情地收割了，连“骨头”都不剩了。这40年来，有多少人起起伏伏啊。有多少人好的时候无限风光，但现在连画都不画了。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毕竟所有人起初的时候都是抱持着最诚挚的梦想来的。所以，在市场这方面，我比较保守，我更想诚实地去面对生命和艺术，这才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
陈海涛：这次香港巴塞尔，除了袁运生先生、肖江和邱瑞祥外，我们还带了非常年轻的90后艺术家代洲。
代洲从沈阳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之后，去德国游学了三年，把自己置于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好现象，年轻人首先要看世界，要把身体置于世界之中，我们的知识不仅仅是眼睛看到的，还包括身体所感知到的文化的差异，或者是体验到的生活感，甚至是对生命的认知。经历完这一切，他回来了。当时在网络上看到他的作品，我觉得他画得不错就联系了他。他当时在杭州，就住在一个小阁楼上，杭州多热啊，小阁楼更热，热到他天天基本裸着画画。一个人能那样用肉体去对抗环境，去奔向自己的使命，真的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们在2022年2月做了他的第一个个展。他以前的工作空间非常小，创作的都是小画，但是在那些小的作品当中，我看到了他的才华，也看到了他的生机——他是用生命去投入，去体验艺术的。像他这样非常真实地面对自己的生命去工作，要做到是很难的。
代洲 2022年个展“自然剧场 I ” 2022.02.26-04.03
做完他的第一个展览没过多久，他就让我去他的工作室，他说：“能不能给我做下一个展览？”我非常意外，他真的在不长的时间（近一年）里，画出了足够一个展览的量，也足够撑起一个不错的展览的品质，他那种大尺幅的作品、那种饱满的工作状态，都让我非常意外。因为我们画廊那么大的空间，没有两年的工作量很难撑起一个有品质的展览。于是，2023年4月我们做了他的第二个个展，反响也非常好。
代洲 2023年个展“自然剧场 II" 2023.04.15-05.14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说“来我工作室看看吧”，这一次他又画出了足够让我震惊的作品，所以我们在香港巴塞尔做了他的一个独立项目，也相当于给了他足够大的展示空间。当然，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体力好，工作热情也高，能饱满地投入。其实绘画这个东西真的掩饰不了，当艺术家进入疲态的时候，他的画也提不起精神来；当生命里充满了热情的时候，他的画也是激情澎湃的，画是撒不了谎的。艺术家有质量地工作，我们就有质量地去推动他。
代洲 2024 年个展“海的乌托邦” 2024.06.22-07.21
现在，他生活在上海，经常饱满地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跟女朋友出去玩一段时间，他们最近刚从非洲的一个海滩回来。你看他的作品里没什么政治属性，没有黑人白人，没有年龄，没有所谓的中国人外国人，就是这么一片月光下的海滩。
他的受关注度非常高，香港巴塞尔的那几幅作品陆续都被藏家收藏了。收藏的群体也很丰富，都是现在活跃且很有实力的年轻藏家，有香港人，也有西方人。懂画的人，一看就喜欢。
陈海涛：艺术永远没有那么单纯。艺术永远关涉人、关涉时代、关涉社会、关涉文化、关涉意识形态、关涉权力，甚至关涉到真正的利益的边界。总之，非常复杂，所以每年的香港巴塞尔我都看得很认真。
艺术博览会是全球化以来艺术生态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形式，它嫁接了资本、艺术、文化、国家的边界、宗族，复杂性甚至超越了双年展。双年展机制是中心权力机制，而博览会则是建立了一个平台，像“众筹”起来的平台，所以两者在机制上是有差别的。艺博会活力更强，巴塞尔毋庸置疑是目前全球艺博会里最强大的。
艺博会有好的一面，也有另外一面。比如说它的形态——大家都要在两三天内看完这么多艺术品。我们想一下这种观看方式的特点是什么，而艺术真正的观看方式又该是什么样的呢？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饕餮大宴里面，思想和呈现肯定要有足够鲜明的特点，比如说一定要强刺激，一定要所谓的“好看”，blingbling的，能瞬间抓眼球。
巴塞尔经过50多年的超级扩张后，形成的权力分配、资本运作、推动的美学潮流，都错综复杂。所以，我们要非常客观地认识它，它就只是一个平台而已。面对这种客观事实，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应对。
还有一点，巴塞尔艺博会毕竟是跟国际相碰撞、交融的平台，所以它一定是以西方艺术为主体的。我不是平白无故这么说，只要统计一下画廊数量，统计一下展位的核心位置，就知道这是事实。所以，说句实话，我们东方艺术在巴塞尔艺博会基本上只有很微弱的声音，在权力的边缘。现在已经稍有缓和了，前几年更夸张。
再说句恨铁不成钢的话，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劣根性——盲目愚昧地媚洋。确实，西方艺术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我们是要看到，要很理性地认知，但绝不能盲目地崇拜。我倒也不是要搞什么对抗，而是非常警惕这种现象，比如对艺术家的选择、对作品的选择等等。
站台中国当代艺术机构于2024年参加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呈现多位艺术家的代表性作品。主展墙作品依次来自艺术家袁运生（中）、代洲（左 ) 和邱瑞祥（右）。
不只是艺博会，文化其实一直存在着战争，我们为什么谈“以和为美”？你想想好的标准在哪儿？是谁用权力制定的这个“好”的标准？你所谓的“好看”到底哪来的？你以为是你自己的选择，其实是各种因素对你施加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
现在我们本土的艺术事业确实是有越来越多人在关注，哪怕大众只是盲目地关注也是好的。毕竟这都有个过程，其实所有人都不笨，大家都会在其中慢慢地体会、觉醒，而且艺术本身就可以给予人感知、反思、启迪。我一直都很正向地看待这一切，我觉得甚至“灰暗”、资本、权力都可以成为好的方面，只要大家正向地去面对它，有策略地去应对它。
陈海涛：我们从事艺术40多年，年轻的时候非常疯狂地、饥渴地看着世界，对世界充满好奇。几十年后，看得疲惫，看得麻木，看得厌烦，也看得绝望，某些东西也会激起某些反思。我们70后这批人，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画画的人特别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自己最年轻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拥抱的是新的媒介。而且那是一个双年展的时代，你要知道，当时的双年展是非常神化的，大家都会感同身受地参与那个热闹，因为所有人都非常渴望参与这个世界。但是参与久了，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它各种真实的问题。
所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我们看前20年，是双年展、社会学沸腾的时代，有无数强烈的关于社会话题的内容。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部分内容非常少，或者说西方已经产生了新问题，且不停在变化，比如黑人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国家的边界问题，他们已经产生了新问题，且不停在变化。艺术是要面对这些客观问题的，但是他们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我们的真实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每种身份面临的真实问题是不一样的，艺术家面临的切身问题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邱瑞祥，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他的问题是传统的价值观跟现代的价值观形成的撕裂，黑人问题是他的问题吗？女权问题是他的问题吗？移民问题是他的问题吗？都不是。所以说，这里面就面对着很多“是不是你的问题”的问题，而且，你必须真诚地面对这些问题。
但是当全世界的问题放在一个餐桌上的时候，那这个晚餐是怎么个吃法？怎么品评？学术一直存在着，但是隐性的，所以这更应该是一个探讨的状态，不是结论。艺术一直都不是结论，“好”和“好看”也不是结论，我是这样认为的。这可能也是艺术有意思的地方。
陈海涛：说到困难的决定，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挺不容易的。从怎么选择一个合适的艺术家，到能不能把这个艺术家呈现好，再到怎么去看整个时代的大潮，怎么去看商业、所有的流行，以及很好的商业利润，在其中怎么去选择，是坚持自己的方向和判断，还是妥协……
我也经常跟我们团队说：“我们不是不知道流行什么，也不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好卖，你到底愿不愿意那么做？就算把某个好卖的艺术家给你做，你就真的做吗？”我可能也不一定做。
3月份我们刚为艺术家刘港顺做了个展，他的艺术语言非常特殊，他有非常好的人格，我本人是非常认同的，但可能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得懂他。你问我这样的人愿不愿意做，我还是会愿意。
我一直都挺“不合时宜”的。我们画廊2005年成立，是最早一批做年轻艺术家的画廊之一，而现在很多画廊都开始在追捧年轻的艺术家，我们又转过头去梳理老艺术家，比如20世纪30年代生人的艺术家丁立人、袁运生两位老先生。我们也是最早出去参加国际艺博会的，后来决定不去了。2023年北京画廊周期间，我们做了一个书法的展览。这都是我非常审慎地反思后的决定。
20世纪90年代我们自己做过艺术家，那时的艺术环境真的不好，艺术家连个像样的展览空间都找不到，基本上都是毛坯房、地下室、荒郊野外或者什么废弃学校，所以说我们才有愿望做一个平台，一个能够自由展览和交流的平台。连我们的名字都是直接从英文“Platform”取的 ，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愿望。
最初，我们做了很多实验项目，那是70后艺术家们很主流的激情，但是在做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一些问题：一是实验性艺术的成熟度不够，二是这种实验的盲目性、赶时髦……所以后来我们比较早地转向了架上绘画。当时我们做绘画也受到太多人排斥，因为绘画在当时是没有市场的，被认为是保守的、腐朽的，媒介则被认为是先进的。现在看来那时候真的很肤浅。
这就是所谓的时代感，但你在这个时代里能不能察觉问题？能不能察觉到哪些是很落地的、很真实地面对问题本身而工作的人？从那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其实画廊的工作是附属在艺术家身上的。我们就开始努力地去寻找对这个时代有贡献性、有价值的艺术家。我们代理过很多年轻艺术家，也代理了很多被当时的市场忽略的艺术家。现在我也不愿意彰显我们代理过谁，现在有多火，都没啥意思。
现在其实还是一样。我们代理的老艺术家袁运生先生，很多人感觉你是不是不行了。我们做丁立人，有些人一看，这么个老先生，还是个弄水墨的，多腐朽啊。我感觉我们对当代的理解还是非常狭隘的——我们被流行的东西裹挟得非常严重，这要非常警惕。我时常反省自己，我的所为和我的判断是不是被裹挟的。
30年代生人的袁先生的作品价格甚至都不及火红火红的年轻一代，但是他是那一代人当中的佼佼者，我一般不说极端的话，那是最好的那一代人中最有活力的，是绝顶天才，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我一直认为，当你没有真正整理你的历史的时候，下一代人甚至都会找不到出发的基地。其实我们这个文化体当中真的有很多问题，比如过于唯利是图、过于短浅、过于实用主义。我们过去的价值观太单一了，因为没有利益，所以导致有太多真正地可以深度认识自己的事情并没有人去做。
再比如说水墨和书法，这些媒介没有问题，那我们为什么今天这么忽略它们呢？书法艺术作为中国艺术最高级的艺术，为什么今天跌落到连看得懂的人都很少呢？为什么这些东西可能都不在当代艺术的视野里呢？难道只有那些blingbling的大眼睛才是好的艺术吗？为什么现在随便拉一个人出来，作品就能卖出几百万？西方的作品随便拿出来，就能说是形成了某种艺术的价值感呢？资本到底是怎么裹挟着把艺术非常工具化地进行收割的？这里面真的是关乎意识形态、国体、文明体之间的竞争，真的很复杂。
你们问我看了哪些展览对我影响特别大，其中一个展览是十年前我在中央美院看的董希文的回顾展。看了那个展览之后，我真的了解了他们那代人肩负的使命——他们作为艺术工作者，在一个西方文化来袭的年代，要怎么用一笔颜色、怎么用一个造型、怎么去理解一个造型，看似非常基础化，但体现的全是艺术家个人的意志和选择。
甚至我还从中理解了下几代艺术家们的工作，包括刘小东。最初我们感觉刘小东无非就是从费舍尔、弗洛伊德这些西方人着手学习，但如果你真正去研究，就会发现艺术是每一代人站在前一代人的肩膀上去突破的；而且艺术也从来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一定是群体工作，任何一个个体都脱离不了这个群体，只有这样才能构成他的工作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那个展览曾让我深度地反思。因为我们画廊代理艺术家，就会想哪些艺术家为之付出是有价值的。他有历史意义，你的工作才有意义，你才有意义。
2023年中国美术馆做的“八大山人、石涛与20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我也仔细地看了。你会看到整个一百年来的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干了些什么，很值得我们反思，反思百年来我们所有人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向，我们做到了什么、做到了哪一步。
经营一家画廊，我还是会花更多时间实时地看和反思，阅读也很重要，跟人交流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交流的宽度要足够宽，不仅限于所谓的艺术，要涵盖尽可能广的领域。无论是菜市场、农民的家里，艺术家的工作室，甚至你的邻居等等，你看到的真实的世界都会让你有更全面的认知。
当然，我们也会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浮华，比如各大派对、发布会、秀场，它会形成一种“你怎么去看待今天”或者“你怎么去看待我们自身的系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重要，重要的还是在这个系统当中系统性生产。其实每个人也都很重要，因为我们改变不了系统，我们只能在自己的所为当中去改变自己，在我们的工作领域里去稍有作为，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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