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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普森讲了关于文物收藏家的一些轶闻。她从古代亚塔利人和罗马人对希腊艺术的热爱，写到十八世纪英国的旅行潮引发的复古热，最后到二十世纪，作为英国传统继承者的美国人，代表人物是保罗·盖蒂。
这其中，许多都是关于爱的故事。当男孩看见大理石会发生什么故事？神话里说，皮格马利翁爱上了他自己的雕塑作品。在古代，爱上雕塑的事确有发生。一个希腊人爱上了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雕塑的裸体阿佛洛狄忒，他在神庙中过夜，并在雕塑上留下了爱欲的痕迹。
电影《汉密尔顿夫人》中的威廉·汉密尔顿夫妇
同样地，罗马皇帝提庇留（Tiberius）为“擦光者”雕塑所打动，于是命人将其从公共浴场搬进自己的卧室。十八世纪英格兰驻那不勒斯大使威廉·汉密尔顿爵士对皮格马利翁的故事信以为真。他刻意将妻子艾玛装扮成他的一座雕塑那样（费雯丽的电影《汉密尔顿夫人》中艾玛后来爱上了纳尔逊勋爵，也是奇迹），然后欣快于能够从肉体上占有一件收藏品。他还垂涎于从庞贝城和海克拉侬城发掘出来的古董，包括“大理石维纳斯像的丰满胸部”。他训练了一只猴子，让它玩弄古董珍宝，爱抚与他一起游泳的年轻男仆们的睾丸，以供人娱乐。实在有失检点。
有人用精液在雕像上留痕，也有人用凿子损坏雕像。在十九世纪以前，收藏者们常会一时兴起对自己的藏品进行改造，很少因此感到不安。他们有时对塑像的私处稍加掩饰以迎合保守观念，有时谨慎地做做翻新，随心所欲。就像汤普森书中几段老练的描述，复原一件古董经常意味着重塑，雌雄同体的雕像变成了维纳斯，老渔翁的雕塑最后成了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由于赝品和伪品的大量存在，收藏者经常投入到这场游戏中，通过讲述古董的来历而发掘社会资源。
私人收藏者对古董的爱好不断鼓励着掠夺。但是“谁是文物的主人”这一政治问题却无人回答
有时候，藏品也会改变它的收藏者，至少后者希望如此。为了反抗王国强加于自己的安排，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逃到罗马，租住在里阿里奥广场。在住处，她狂热地囤积大理石像。她甚至还在一排女神谬斯塑像之间为自己安排了个宝座，好让自己成为悲剧女神墨尔波墨，以手执剑或棒的形象象征她从年轻时起就渴望的阳刚之气。
保罗·盖蒂想象自己与赫斯特和哈德利安心意相通，因为他们都喜欢“非常巨大的东西。”他幻想自己是凯撒大帝转世。与今天大多数顶尖的收藏巨贾相比，保罗的知识更为丰富。他承认自己收藏“成瘾”。他依据个人判断而不是依赖专家建议购入了许多藏品，他还写关于古董的文章。
石油大亨、大收藏家保罗·盖蒂
不同于他创建的博物馆的继任者们，他对藏品的来源容不得一丝含糊。对于保罗来说，收藏的乐趣完全是为了帝国荣誉：一位美国石油大亨拥有欧洲古代最高文化象征意义的雕塑。位于马里布的盖蒂艺术中心（收藏品博物馆）见证着这位现代巨人正在他的古典道路上大步向前。
尽管如此，盖蒂也表示过悔意，如汤普森所指出的，他觉得自己私人的快乐也许对大众没什么意义。然而《占有》一书中关于私人收藏者的故事往往对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关联一带而过。除了盖蒂的例子外，众多文物鉴赏家，如埃尔金和汤利，后来都将收藏品遗赠给了大英博物馆等著名的公共机构。私人财产最终产生了公众效益。
在当前，艺术市场因收入不均衡的加剧而越来越扭曲，而我们的社会主流文化对于收藏和腐败之间关系的争论却很少，这令人震惊。罗马人曾经争论，而我们却没有。古罗马关于公共和私人收藏的争论，今天应当格外引起我们的共鸣。在古罗马帝国早期，凯旋游行展示的大多数缴获物都归公用或用于宗教。但公元三世纪以后，加图派与鉴赏派展开了一场争论。前者认为私人收藏的增多，令罗马出现风俗败坏，奢侈和腐化，极易导致国家的衰败和堕落。这就是所谓物大于人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会吞噬收藏者和整个社会。
《占有》一书要求我们理解私人收藏者的动机，他们对古董的爱好不断鼓励着掠夺。但是“谁是文物的主人？”这一政治问题却无人回答。盖蒂信托的主席兼CEO詹姆斯·卡诺曾于2008年争论这个问题。卡诺因支持放松国际古董贸易管制而著名。在反对归还文物给来源国的一场论战中，他声称，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比单一国家收藏馆更有利，因为前者服务于全球大众，而后者仅限于本国人民。
然而，主张非西方文物在西方能够更广泛服务民众这一观点的人，无法规避这些问题：文物是怎样来到西方的，甚至西方力量让文物来源国和地区更加不稳定。否则单纯从学术角度看，前述观点或许有一定道理。
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正是由于美英武力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才会发生2003年巴格达的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遭劫的悲剧（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粗鲁地表示，“坏事经常有”）。伊拉克战争还为ISIS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也间接导致了ISIS摧毁文物的惨剧。关于“谁是文物的主人”的问题，涉及许多政治历史因素，这些都必须在当今的讨论中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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