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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洛克《1948年作品第五号》
与小型室内装饰画为敌
“做大”并不是当代艺术的首创，早在14世纪，为了装饰巨大的空间，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就开始接受委托，创作史诗般的巨幅绘画和大型雕塑。
波提切利的《春》（2.03×3.15m）和《维纳斯的诞生》（1.73×2.77m）是为美第奇家族的深宅大院度身定做的；《最后的晚餐》（4.39×8.54m）的尺寸配合到了圣玛利亚·格拉齐耶隐修院餐厅墙壁和屋梁的所有线条；《雅典学派》（5.79×8.23m）是拉斐尔为梵蒂冈宫开阔的大厅绘制的壁画。反之亦然，加上基座高达5.49米的“大卫”，在佛罗伦萨政府特设的委员会经过热烈讨论后，自然要被放在宏伟的市政厅门前。
大型壁画被佛罗伦萨画家乔治·瓦萨里称作“最神奇、最美丽、最有男子气概、最坚定、最长久”的艺术。做惯了“鸿篇巨制”的米开朗琪罗甚至瞧不起架上绘画，嘲笑那是“面向女人、有钱人和游手好闲者”的艺术。
20世纪，但求最大的潮流可追溯到毕加索。法国学者纳塔斯·埃尼施认为：“毕加索是英雄在现代社会的化身，他把艺术家的地位推到了至高点，从此以后，艺术家就代表着光荣、功绩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在这之前，这些只属于军队的高级将领、大企业家、大探险家、大诗人或者先知。”
二战后，对大作的追求在当代艺术的新首都纽约发展到了新高度。“行动绘画”的创始人波洛克在地板上铺开巨大的画布，弗朗兹·克兰画下抽象水墨似的大型草图，纽曼的单一饱和色块也大得惊人。他们都是小型室内装饰画的敌人，声称要扩大绘画的规模，直到创造出“可移动壁画”和“环境壁画”——这种绘画不用在乎周围环境，它本身就是环境，观众要做的就是身临其境。
在《与艺术相伴》一书中，马克·盖特雷恩写道：“纽约画派的画家们形成了高度个性化、极易辨认的风格，但有一个因素是他们的画所共有的，那就是尺寸：抽象表现主义画作一般都相当巨大，这对画的效果有重要的作用。观众会被画淹没，被卷入画中的世界。”
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这些大作被排斥在博物馆和主流画廊之外，但随着波洛克《1948年作品第五号》成为全世界最贵的艺术品，这种创作观念也成了一种新的“圣经”。所以村上隆才会说：“要在纽约出道，一定得准备几件大型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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