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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的：艺术什么也不能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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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强、李文立对建新庄村五十年代的集体农场及职工宿舍尺度进行调查
相较上述两种做出“改变”的艺术介入，还有第三种，就是承认艺术对乡村、对城乡结合部、对村民无能为力。那么为什么还要介入?该以什么方式介入?这是“六环比五环多一环”项目做出的提示，当艺术家、艺术与乡村、村民处于一种伦理关系中时，它能影响的是什么?甚至它是否具有任何价值可言?
二楼出版机构用九个月时间邀请任意身份、任意职业的人来北京，进入到五环与六环之间的某个乡村展开调查，先后有40人(组)参与到对40个乡村的调查访问中。从结果来看，参与者基本以艺术家为主，根据调查的视角与结果最后整理出卫生/环境、居民/生态、生活/就业、两性/身份、教育/文娱、规划/历史等几类。但这些宏大的名词分类恰恰遮蔽了这个项目最有启示的地方，五环比六环多一环最积极的地方在于它积累起来的40个(组)人关于北京五六环之间40个村庄鲜活的感性材料(尽管不是例例皆然)——比如对韩家川村打工者血缘关系的梳理、对南皋村性用品商店及打工者性生活状况的调查(被老板认为是钓鱼执法)、对辛庄村公告栏中先进人物的采访、对东小口村流浪狗帮派的观察……而这些感性材料的获取全部建立在40个(组)人与村民之间的伦理关系中，并勾连出每一个人身上携带的具体的风俗、地域、土壤、习惯、性格、情境——因为这是拥有1000万人口的北京城乡结合部。
这种伦理关系是什么呢?大概是参与者从介入乡村起，就处在一种游荡的、徘徊的、游离的平移状态，对整个村子、村民没有任何“野心”，对未来的呈现没有太多预想，对它将要面对的受众也无甚期待。这个项目以近乎无聊的方式提了一个问题：这种缺方法论的、非系统的、不严谨的、无创造性的、玩票似的、漏洞百出的调查有什么用?这样一个每个人只要花上十天时间都能弄出点感性材料的调查能表明什么?除了招来媒体和公众的一番热闹还能留下什么?正如参与者黄淞浩经历的：“我从家里借来长笛，与文化站的阿姨们排练一出悲伤版的《欢乐颂》。她们本身的功底很好，但非常不愿意改变，老觉得应该由我编好曲子让她们吹。我就跟她们讲约翰凯奇，讲音乐应该怎样乱搞。如果我能一直在那儿，肯定可以让她们变成一支很古怪的乐队。”他明明知道如何取得更有效的结果，却没有做。
坦白讲，即使做了，也没有什么用。这些组织者、参与者从未想写出一部《金枝》，他们仅仅是以感性的方式与村民聊了聊天，在村子里折腾了十来天，然后提供了一个在学科精英化视角之外的、我们认为凭借经验和想象就能了然的活着的五六环。也许它最大的意义不是宣告艺术的无能，而是提示在我们之间存在一种“了解之同情”的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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