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在2000年后的艺术界形成一股风潮，这一倾向的驱动力大概有三点：一是当代西方激进哲学为“当代艺术作为关乎政治实践的感性真理”提供了知识合法性，尽管多数时候那种“介入”是粗糙的、便利的、生疏的;二是它从实践的层面回应了90年代初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歧，即改革(1978年的改革与1989年后的改革)中的现代性进程是如何愈来愈强烈地聚焦于乡村和土地问题(90年代初，甘阳发表《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秦晖发表《“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均引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激烈批评);三是2000年后当代艺术开始方便地进出美术馆、国际展览、义博会，艺术家“进城了”，于是“介入乡村”便有了条件优势。结合80、90年代的艺术实践来看，这种“介入”有一个不甚自觉的目标：调和形式美学与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在“重要的是艺术”与“重要的不是艺术”之间试探一种此时此地的“当代性”。
艺术介入乡村的诸多实践无论是从艺术的层面还是从社会介入的层面，都存在大量瑕疵与漏洞，但从第三个层面看，它恰好折射出此时此地不同阶层的价值诉求与行进路线。它们在目标、组织方式与呈现形式上形成了千差万别的面貌——暂以三个典型样本来描述这种分歧，分别是碧山计划、皮村、六环比五环多一环。
审美的：知识分子想要改变
欧宁的碧山计划手稿
碧山计划总体而言是一种美学介入的方式，由一群文化人(包括了艺术家、建筑师、乡建专家、作家、导演、设计师、音乐人，以及乡土文化研究学者、民间手工艺人和民间戏曲艺人等)身体力行主导着碧山的乡村再造。他们除了放映影像、讨论诗歌、舞蹈祭祀，还组织村民麻将比赛、进行集体化生产，比如建立青年农场，组织农副产品加工，解决农产品销路……
然而，这种美学介入无法解决的元问题是“谁的美学”?碧山计划在行动中尽力以当地村民为主体，但2011年6月，碧山计划在启动时被组织者表述为“艺术下乡项目”，知识分子的高姿态让《第一财经日报》把这个计划概括为“当代知识分子移居乡野的社会实践”——欧宁的确表示希望通过知识分子回归乡村，在当地创建一个共同生活的乌托邦，但那个乌托邦很有可能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2014年，一位20多岁的哈佛社会学博士在调查碧山数日后，撰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引起欧宁等人的积极回应。在双方的笔战中，一位匿名者的评论值得注意，他把这种知识分子的美学实践归纳为“对文物建筑和一种生活方式的恋物”，进而批评“如果碧山计划真有意乡建，教农民开淘宝店，以碧山计划的知名度卖点火腿、竹笋、茶叶、土鸡蛋也算是好的，说不定路灯的钱早就赚到了。”
当碧山计划迅速积累了社会名声，却难以解决“路灯问题”时，这种美学介入越来越呈现一种“消费”倾向，知识分子的恋物癖、田园梦、美学情结、乌托邦梦在碧山村找到了集体消费的出口。想一想组织者当初对碧山计划发起原因的描述，这种结果大可理解，“在北京798和上海莫干山这类城市改造和再生模式之外，拓展一种集合土地开发、文化艺术产业、特色旅游、体验经济、环境和历史保护、建筑教学与实验、有机农业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的乡村建设模式”。碧山计划的审美介入终归是知识分子想要改变，对他们来说，艺术、美学、审美当然很重要，但碧山计划所能做的最好的是与遍地开花的文化产业园、旅游项目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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