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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新工人想要改变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
被讨论较多的皮村已经成为文化自治的典型，而在皮村的文化自治中真正关涉的是政治自治——在城乡结合部这个无政府主义的缝隙中，庞大的外来务工人群是如何自我组织的?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个群体的自治又拥有怎样的未来?
皮村，这座位于北京东北5.5环的村子，原住居民只有1000多人，外来务工人员却有12000多人。“新工人”出现的历史背景是：1992年后，农民流动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开始成为潮流;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后，进入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多。将外来务工人员称为“新工人”，是因为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他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身份裂变。在一个以工人阶级先锋队自居的政党社会中，在一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中，非工非农的“新工人”进入悬置状态，但他们的的确确又是一群“无产者”。
皮村的自治实践很容易让人想起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二者都处在一种“半政府”状态，前者是因为现任政府对城乡结合部爱答不理，后者是因为遭受内外政权的挤压。于是，皮村的新工人在历史上找到了与现任执政党共同的情境——“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四个字：自己动手。
皮村的文化自治从艺术入手，但指向政治。2002年，打工三年的音乐老师孙恒组织了“新工人艺术团”，随后又自发组建了打工艺术团、工友之家公益组织、工人子弟学校，并筹办了三届工人文化艺术节，编演了两部戏剧，出版了四张唱片，拍摄了两部纪录片。2008年，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开放，成为最重要的活动基地，博物馆作为一个仪式性的、纪念碑性的建筑是否表明“新工人”作为一个阶层已经产生独立的价值诉求，尚待检验。但孙恒有段话值得注意，“以前觉得文化历史高高在上，应该由国家历史博物馆去记录，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后来觉得，为什么我们创造了历史却不能记录历史?打工者不能进入历史，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人记录他们。今天不一样了，科技这么发达，我们可以用录音笔，用数码相机，用DV来记录自己，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博物馆。”
这段话提醒，新工人是一个具有“历史意识”的群体，而且是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群体。文化与否、艺术与否，对他们不重要，甚至他们也确认打工博物馆的意义不只是展示工友的苦难，而是要改变，“社会的改变是由无数个体的改变才做到的”。所有围拢在城乡结合部的这些当代情境，经由新工人的艺术介入，或多或少返照出历史的某些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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