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以上的两点至关重要，但石虎之所以成为石虎，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与生俱来生有的一颗如雄狮般“勇敢的心”。美学家高尔泰称之为“具有那种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石虎颇带传奇的经历也可以证明，他不光有敏锐、深沉、洞达，敢于自我否定的哲学之思，更有勇敢、果毅、坚定，敢于付诸实施的行为之实。不妨推想，如果没有这种性格， 1978年随中国非洲考察团赴非洲13国考察的石虎，不可能把一种发自本能的激情和对艺术的热忱以超越时代的形式表现在作品中，也自然不会有他的作品集三天售出一万册的奇迹。如果没有这种性格，石虎不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北河西走廊写生时用光脚蘸墨在宣纸上涂抹，被当时保守的老一代搞艺术的斥为胡闹，而自外于体制。在这一点上，石虎就像一只青春期的雄狮，好奇、勇敢、冒险、敢为，喜欢流浪和漂泊。但这是一种力量的积蓄，而不是玩耍和简单的游戏，因为它肩负使命，深知自己的前行方向。正是石虎的这种性格，在时代最需要的时候率先燃烧了，他的《非洲写生集》成为了一代艺术人的记忆和定格，成为了一种艺术创新的启蒙和信号。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成名后敢于丢掉旧有的风格，大胆吸收西方艺术抽象、构成、色彩等新要素，以特立和独一为画坛瞩目，与周思聪、袁运生等成为文革后中国美术当代化进程中的领跑者和开拓者。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盛名之时离开国内，在一种内心的寂寥和清冷中创造了海外市场的画坛奇迹。也正是这种性格，在国内艺术家对海外市场趋之若鹜的时候，他又放弃了海外事实的物质和地位尊崇，于新世纪之初回到国内开始了他隐士般的生活。这一次回归不仅是身归，也是心归，是他艺术之命运的需要，也是他自身性灵的渴望。对一只征战多年的雄狮而言，这一次回归不仅是叶落归根式的情感归宿，更是对传统文化和中国艺术之根的牵挂和眷恋。与其说是一次回归，不如说是一次从母语出发的新的探寻。性格即命运，石虎的艺术成就与他的性格深度契合。

　　事实已经证明：正是这三个支点有力地撑起了石虎艺术的平台，给了他天马行空的疆域。从此不论他纵横驰骋，还是茕茕孑立，还是游离远行，这种源于身体的温度和血脉中的热度都成为他艺术远行后最深的牵挂，具有着地心引力的作用。这也正是一头雄狮的命运：幼年的种种磨砺都成为他未来成长和征服的本领，但不论你开辟多大的疆域，不论你多么喜欢冒险和远行，你总要回头，因为守护家园是你生下来就必须肩负的使命和光荣。

　　多年以后，当我们回看石虎的艺旅，会惊奇地发现石虎的出走与回归其实与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探索之路惊人暗合。对西方美术的吸收和借鉴，对艺术市场化的赶潮和审视，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再认识和回归，石虎的艺术具有十足的历史样本性和跨度感。他的艺术既是属于他个人的，更是属于他所处的时代的。离开了这个背景，石虎将只是一个画家的名字。就如同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再强壮的雄狮也只是流浪者。基于此，探究石虎的艺术才能让我们更加一步地看到了石虎的光焰和使命，才能明确一个画家与时代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才能品味一个画家在时代中的错位和背离，怒放和颓败，也才能更好的认知一个画家在他的时代能释放的能量和所起的作用。

（三）

　　石虎诗、书、画齐擅，但是从对当代艺术的影响和事实而言，石虎的角色更多的被定位为一名画家，一个现代水墨画家。在画家这个点上，诗与书就成为一种潜在的营养和背景。而考察石虎的画，就成为近距离阐释石虎艺术的门径。

　　好的艺术总是给后来者提供无数的视角和思考，好的画家也总是一人千面，值得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进入。石虎是个多变、多元、多维度的画家，他不断在突围，不断在改变，不断在自己风格趋于完善时否定和升华，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跌宕和不确定感。这显然给近距离解读带来很多困扰和麻烦，但这也正是他艺术的魅力所在。

　　仅从画面的整体感受而言，石虎的作品画域宽广，奇诡多变，既有民间元素，又有现代乐感，这与石虎的诗歌底色和艺术追求有关。他的重彩作品尤如交响乐，多声部合奏，气势恢弘，充满了生命的激越，但局部的细节又宛如颤音，既有“银瓶乍破水将迸”的激越，又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清脆。而他的水墨人物则更似随性的内心吟咏，忽高忽低，忽起忽落，完全是一种即兴的触发和生机。在玄奥的画面构成语言之中，石虎其实给读者留下了可供辨识的空间。

　　总体而言，画面中的石虎是偏于感性的，现实的关照和内心的涌流都会在瞬间跳荡在画面上，既无成法亦无定规，最丰沛而饱满的只是一个闪念的生成和蔓延。但是越过形式的玄奥，又会觉得画面后的石虎是偏于理性的，他有自己独有的创作理念和一套较为完备的创作体系。我们会发现石虎的变化更多的是对艺术形式的探究和造型的改造，是对画面构成语言的破立和形式意趣的拓展。穿越这些变化的迷雾，其实我们会清晰地看到石虎有内在比较稳定的艺术抱负，那就是对中国艺术道性的追索，其实是一种回归本源的向往。这是石虎基于对华夏文明的雄强之风、字与诗所释放的无形之美、民间艺术的率朴之气、传统水墨的品质标准多年思考与实践的体味和认知，也是他一直强调的“文化根性的信仰”。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条精神主线，所以不论石虎艺术形式的探索如何前进、迥回、曲折、散放，我们都能从“写实写意、重彩淡墨”这样一条小径走入石虎的艺术王国去漫步和徜徉。

　　写实：这是七十年代后画家无可选择的基础和原点，既是一种技术要素，也是一种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既是一个核，也是一个壳，如何对待写实其实是当代画家都要面对的课题。以画家周思聪为例，当她创作《矿工图》时，写实已无法表达出她内心的动荡与情感，所以必然走向了抽象。与周思聪同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艺术创新代表人物之一的石虎，也异曲同工地走上了这样的突围之路。石虎更早期的作品无缘得见，现在偶尔能看到的石虎七十年代的早期作品，写实仍是主线，题材多以边远山乡和民间素材为主。可以想见，这时的他青春年少，血气方刚，喜欢以跋涉的方式寻找扑面而来的感动和激情，强调的是刹那的激动。这种即兴的表达方式在他非洲写生时达到一个高峰，人物写生既造型准确，又有些夸张变形，所以成为七十年代末渴求变化的年轻艺术家竞相学习的模板。但写实完全不能满足石虎内心无法遏止的澎湃激情，只有变形、夸张、抽象似乎才能让人从多年循规蹈矩的窠臼和禁锢中解放。于是在他的写实作品已得到众人的认可和赞誉中，石虎完成了对写实的突破，冲刺到了形式构成的道路上。这既是一种本能的选择，也是那一代画家渴望打破一统，追求自由表达，寻找多样化的一种自然呈现。只是石虎走得更坚决，更快，更有代表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