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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2006年，苏富比在纽约开始拍卖中国当代艺术品。对张晓刚来说，这也是生命中充满转折意味的时刻。当时他人在云南，突然接到朋友黄燎原的电话，正在拍卖现场的黄兴奋地告诉他，他的画拍了100万美元。
他许久没回过神来，只是感慨了一句，“疯掉了”。那年回家，他跟父亲说，“我的画卖了个好价钱。”“多少钱？”“100万。”“100万什么？”“美元。”这段对话结束后，父亲只是默默走开。“我父亲对我的话从来都不信，”张晓刚说。但第二天他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看来你说的是真的，《参考消息》上都写了。”
他体味到人生中的荒诞意味。“2006年之后，整个中国艺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每个人的价值观都发生了裂变。”张晓刚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无论是2006年的100万美元，还是2011年的1100万美元，跟他并没有太大关系。早在1990年代，张晓刚的《大家庭》就已售出，像苏富比这样作为二级市场的拍卖公司，往往只能从一些藏家那里得到它们。
“最后这些画以多少价格卖出，跟艺术家本身关系不大，”林家如说，“他们的画基本早就卖掉了。对他们来说就是代表一种市场认可，跟创作本身没多大关系。”
苏富比是艺术品行业中最重要的拍卖机构之一，也是一个让艺术品升值的着名品牌。这个行业如果叫行业的话大新闻大都是从苏富比、佳士得这些机构的种种活动中传出来的。林家如认为，他主管的苏富比亚洲当代艺术部门从零开始构建了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格和价值认定系统。
对于艺术市场中的各项制度相对完备的西方而言，一个艺术家的成长路径大体是这样的：最早在工作室中创作，慢慢开始进入小画廊，从群展到个展，发展好的进入中等规模继而更大的画廊，一些作品可能被策展人看重，参加一些国际大展，最终能够被博物馆收藏。
“中国完全是反着来的，”张晓刚说，“最初在那瞎画，不知道市场在哪儿。接下来好多展览来了，忙也忙不过来，慢慢回到画廊，这才进入市场。艺术家都盯着价格，变得非常现实。”
在中国当代艺术研究者Karen Smith看来，中国如今已经出现很多不错的展览、美术馆和画廊，但就艺术家来说，还没有形成理想的合作模式。“这就好像演员找经纪人，彼此要相信，否则很难做下去。大家现在觉得钱在中国，收藏家在中国，所以愿意和中国打交道。”
她对《第一财经周刊》说，西方画廊最大的贡献，在于支持了艺术家，同时培养了藏家。而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买家里，只有很少是中国人。
画廊是艺术品交易里最重要的角色，它们并不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它们出现在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上。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艺术界的谚语来形容，“在威尼斯看展，到巴塞尔下单(See in Venice, buy in Basel)。”300多个高端国际画廊为了为期六天的聚会聚集在这个不起眼的瑞士小镇上。大多数画廊经营者在巴塞尔这样的艺术盛事中的成交量，远超自己画廊里的销售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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