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岭

2006年4月5日 清明节

 

“家园”这个概念是现代社会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它基本上可以分为地理学意义和文化学意义两个不同的层面。自从尼采发出“上帝死了”的呼喊以来，人们更多地是从文化学的精神层面来使用它。尼采的惊声尖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严重冲突的强烈反映，而中国人对于这个概念的体会，则更多地是源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之后带来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原本严整、完备而统一的社会体制和文化形态，第一次受到了外来力量的冲击，而中国人自己也第一次开始质疑自己心目中原本一代代建构起来的文化理想的合理性。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从来没有停止过用文化形式和艺术的表现手法，来表达对理想家园的设想和追求，只不过一次又一次的内忧外患和政治斗争，使得这种对理想家园的建构诉求总是蒙上一层厚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封闭和政治斗争，社会经济生活开始步入正轨，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市场商品经济机制的全面启动，使得文化艺术在努力摆脱政治斗争说教工具和意识形态服务功能的同时，又面临商品化的影响和纠缠。就艺术而言，因为要摆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说教服务功能，中国艺术界在结束了十年动乱后出现了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和新潮美术。艺术在剥离那些中国特定时代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外在附加重负的时候，参照的标准是从西方传来的所谓启蒙与救赎──另一种外在的元素。这种外来的元素对于破除以往的政治意识迷信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然而它却因过度高扬主体个人的自主意识而流于乌托邦的境地。而当时间进入九十年代后，商品经济对于这种虚幻的主体乌托邦的解构必然导致乌托邦大厦的坍塌和抽象的人文价值体系的断裂。于是，作为假想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开始隐身，而新的假想敌──商品化的无所不在，开始显现。在这种隐身与显现的混杂和交叠的缝隙中，中国艺术左突右冲，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多元的格局和态势。困难还远不只这些。商品经济的广泛推行，必然要求资本的全球运作，也就必然使中国绑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架马车上，文化艺术自然也就在自我的内部解放的使命外，增加了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搏弈、沟通的角色。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文化艺术在最近二十多年里所经历和面临的困境和问题。换句话说，如何正确看待艺术与社会政治、艺术与商品化、艺术本土化与艺术全球化，是中国艺术必须解决也正在解决的课题。解决这三大类课题的方式，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因人而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诸如政治波普、玩世写实主义以及后来各种各样的艺术材料和媒介的使用，都是中国艺术家努力的结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它们使中国艺术在应对上述三大类课题时表现出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而这些方式方法的创造和使用，展现出中国艺术日益丰富、多元、开放的体貌。

创造和使用这些认识、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对于艺术家来说其实是与其心中无时无刻不在的对文化家园的向往相联系的。没有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追忆，没有对新的精神家园的向往，没有对内心那犹如古希腊艺术“高不可及的范本”的理想境界的执着，这些解决和认识中国当代艺术难题的方式和方法，将难以持存。

庞永杰的艺术创作十几年来正是经历了感受矛盾困惑、寻找解决方式和描绘理想家园这么几个阶段。早在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有关他的评论文章。那时他大学毕业来到中国艺术剧烈变化中心的北京已有几年，从画面中强烈地透露出一位青年艺术家对于生活、社会和艺术合围中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那些年里，他画的画并不多，但他始终在思考，在众多的主义和流派中分析和琢磨。后来，在他的画面中一种以盛唐时期人物画风格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在人物形象造型和线条的表现上，他大胆地从传统艺术中撷取元素并加以抽象化的处理；在色彩上他对民间艺术高反差色彩观做了高度的浓缩，并逐步融合为一种中性化的色调；在构图上，他既打破又借鉴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和西画的焦点透视，在突出人物形象的同时，却采用平面化的表现手法，而环境和背景却又被洗练和灵动的笔触描绘得如诗如歌……

这些丰硕有时几近夸张的人物形象，在画面中恬然自得，精神上的欢愉几乎溢于言表，整个画面所传达的意象全然没有时下艺术的征貌。庞永杰的艺术创作难道与当代艺术无关吗？上述中国艺术在当代所面临的三大类难题，似乎在他的作品中毫无体现。是有意识地回避，还是另有隐情？艺术表现的策略性是每一位艺术家都十分重视的，但是庞永杰在随后的许多年里，将自己的风格逐步明确、完善和巩固，并且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艺术界人士的关注，说明其艺术自身有着某种不可替代的东西存在。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从当代中国艺术的复杂征貌中抽离出来，用一种换位的方式来思考，我们会发现，当代中国艺术所面临的三大类难题，犹如三座大山，阻挡了或者说遮蔽了中国艺术向着更加广阔和更加高远的地带发展，找到翻越它们的方式方法，成为多年来中国艺术家努力的对象。寻找、创造和使用解决难题的方式方法的过程本身，的确蕴涵着丰富的语用学意义和价值，但是源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语用学，终究不能替代语义学本身，毋宁说语用学与语义学犹如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一样，两者缺一不可，只不过为了言说和论证的方便，人们姑且暂时将其做一下区分罢了。

寻找、创造和使用解决中国当代艺术难题的方式方法，最终不能取代对艺术内在的精神品质的追求。正面地、建设性地预见中国艺术应当传递给观者的内核，将传统文化中合理的诉求用当代视觉语言进行转化，从而服务于理想精神家园那种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境界的描绘和建构，这才是庞永杰的艺术作品给人带来的“不可替代”的启发性的“东西”。中国艺术的现代化从五四时期一路走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的突飞猛进，有意识地建构一种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形式的时候已经到了，庞永杰的艺术工作连同其他一些艺术家富有远见的努力，为我们开了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