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巴荒相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都参与了那份在全国颇具影响的《中国美术报》的编辑工作。这位出生在成都的川妹子，平时不善交际，不善言谈，且有股子倔劲和钻劲。1986-1987年间，她在报社兼任第一版美术思潮、动态版的编辑期间，总能抓住一些“有份量”问题，并以记者“川子”之名写一些报道，尤其是起用“巴荒”笔名写的一些短评，更显出了她的理性思考的深度，如针对当时美术学院关于基本功与艺术创作教学中的矛盾，她很有见解地提出不同类型的艺术学院应各自有不同的基本功训练，提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学院式’教学体系”（《中国美术报》1986年25期）。针对当时有不少人借中国三十年代的现代艺术运动的“平反”来否定当下八十年代青年所作的系列现代艺术的探索。她在《“重复”与“悲剧”》（《中国美术报》1986年28期）一文中，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三、四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现代艺术的异同及其艺术与思想价值。她以自己敏锐的感觉和洞察力，理性分析能力，把握住了一些重要问题予以及时报道和评析，她不愧为是具有优秀素质的记者和编辑。但她平时总是闷闷地埋头苦干，显得沉郁。1987年春夏，这位个儿瘦小，身体单薄的蔡蓉，突然出走，去了西藏，各种原因，不甚了了。或许为规避城市的浮躁、摆脱自我的困境，实现某种自我的完善与自我的拯救、追寻某种理想的实现?在漫长的追寻之中，在荒芜的生命禁区她重新审视自己，拷问灵魂，追寻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但她并非仅止于此，她不仅超越了“自我”，走上探寻西藏历史文明的不归之路，也走向了一种辉煌的生命境界。

 

一个平凡的女子如何战胜自我而走向辉煌的人生道路。作为一个女人，能战胜自己的不幸、痛苦、怯懦，以自尊、自强、自立站起来，已属很不易。她又为何非选择西藏作为解脱自我的精神困境之地呢？固然，西藏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极富诱惑力的圣地，吸引着成千上万国内外的艺术家、旅行者，而巴荒对此却有更深意义的考虑。

 

她对绘画界曾出现过的三次西藏热做过透彻的理性分析。在她的《西藏热》（《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36期）一文中，她从董希文等最早引起的西藏热到由陈丹青等掀起的第二次西藏热；从最初的“深入生活”、“歌颂新西藏”到后来的“寻根意识”、“智者的回归”。这两次的西藏热，多多少少带着“居高临下”地“深入生活”的姿态。而她认为，80年代中后期所出现的第三次西藏热，则是来自一种全新的角度，“他们开始从居高临下的位置转换，从哲学的、人生的、甚至从宗教的观念出发，身心交融地投入那原始的山，那原始的江河，原始的村民和宗教迷茫的体验中，而寻找证实自我与它灵魂(任何对象)所‘共有的回归’……他们在陌生而神往的灵魂对等的呼吸和交流中，在所选择的充满神奇而惊险的荒无人烟的路途中，在与自然、与原始文化独自的较量中证实自身的力量和价值。这不再是对‘城市疲劳’软弱地转移和寄托，而是直接向日趋矫饰的城市，向传统审美和人生模式的挑战”。她选择了心仪已久的西藏，独立前行。是基于她清醒的理性思考所作的人生抉择。进藏也可以说是一种行为艺术，更是一种精神的探索，由此实现她人生“自我超越”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她的第一次进藏，在荒芜的生命禁区重新审视自我，拷向灵魂，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这多少还带有回归自然，感受生命的个人行为，把它算作第一阶段“自我超越”的话；那么，第二、第三次进藏，就完全跳出了个人的圈子，而是站在追寻中华民族失落的文化历史这样一个大命题的立场上，便具有为此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历史使命感。从“小我”走向了“大我”，进行了第二阶段的超越。她从感受西藏到研究西藏这样的飞跃是她不同于一般的探险旅行者的地方。固然像余纯顺等探险家探索生命的极限所表现出来的敢死精神诚可嘉，但巴荒所可贵的在于能在“死而后生”中飞翔，她在精神探险的同时进行着文化探险，并且进行者艺术的探索，三者交融生辉，探险家、艺术家、藏学家三门艰深的学问集一人之身，她在西藏学这个研究领域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是其他研究者或探险者抑或艺术家所替代不了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藏拯救了她，她也发现了西藏、并创造了解读西藏文明的独特方式与角度。她生命中的这两次飞越，就如凤凰涅槃后的新生。是以自己不屈不挠的生命历险，穷追不舍的文化探索，用生命书写而成的，由此也铸造出了令人赞叹不已的“巴荒精神”。这是从平凡走向了辉煌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格精神。

 

 

   2000年11月13日    方庄•芳星园

（2015年10月修改版编入《走出边缘——中国女性的漫漫苦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