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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达主义最为反对的莫过于“崇拜”。在《达达》杂志主编特里斯坦·查拉眼中，艺术作品并非就是美，因为在教科书上，大众对艺术品的客观定义是死的，更因为每个人对美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与定义，更无须对他人对美的理解进行评论。而查拉压根懒得去说服大众，他只负责发表《达达宣言》：“由于人们对社团总抱有怀疑，而同时又需求独立，这就是达达运动诞生的社会基础。”
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 La Marie e mise a nu par ses ce libataires，me
在这个宣言之中，查拉明确提倡废除团体、废除理论、打倒立体主义者、打倒未来主义者，原因是这些都是“系统思想的加工厂”。他更反对一切想要定义达达的企图，绝对否定一切想要用达达寻根溯源的行为和努力。
经历过世界大战与剧变的达达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不需要艺术，而需要反艺术。无论现行的艺术标准是什么，达达主义都与之针锋相对。然而，讽刺的是，尽管达达主义如此的反艺术，达达主义本身却也成为了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反艺术的“达达”。这个流派最终也被写进教课书，开启了一种最为重要的现代主义理念：颠覆一切。
The Sex Pistols
名为“达达”的运动看似快速消亡，名为“达达”的精神却在新时代中觉醒。
在1920年4月的《法国新杂志》中，安德烈·纪德这样说：“在战后，思想不应该落后于物质存在，摧毁旧的思想体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达达主义即将担当起这项艰巨的任务。”表面上看来，热衷于破坏与消解的达达运动很快消亡。但实际上，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改头换面，有了一个更为破坏性的名字：朋克。
1970年代的大英帝国，陷入了罢工、北爱尔兰冲突、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与辉煌的古老帝国传统的巨大裂痕之中。于是在1977年，英国女王的银禧盛典之时，著名朋克乐队性手枪在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跑到泰晤士河“伊丽莎白女王号”的甲板上，对着白金汉宫唱：“上帝保佑女王，这个法西斯政体。在英格兰的美梦里，你没有未来！”
尽管彼时的性手枪在英国被形容为“臭名昭著”，到了银禧庆结束时，《上帝保佑女王》仍然卖出超过20万张。
如果说新生代强大帝国美国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竖立了看似能够改变世界的、足以让全世界膜拜的青年文化，那么英国朋克则在1970年代颠覆了它。“性手枪可以算是青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统一的力量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口气——这种力量即60年代的理想，是让性手枪所有相关者又爱又恨的东西。性手枪重新确立起流行文化作为时代探路杖的崇高地位，又同时预言了它在80年代将要因强权政治、犬儒主义和人口变动的削弱而失势的未来。”
如同《唱片镜》所指出，“仅仅通过诉说‘没有未来’，性手枪就已是在创造一个未来”。以性手枪为代表的朋克创造了一种颠覆性的青年形象：他们不接受谎言、不接受美化、不接受看起来很美，他们接受现实、接受不完美、接受衰败，并从中获取粗粝而绝望的力量。英国工党政治人物杰米·里德说得十分正确，“朋克是谎言中蕴藏的真实”。
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 玛丽莲·梦露
1970年代的朋克与1920年代的达达主义者一样，在破坏与愤世嫉俗之下隐藏着一种接受现实的乐观主义，从看似毫无意义的表面之下，释放出强有力的情感与创造力。而在1970年代的美国，达达则称自己为“波普”。在安迪·沃霍尔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复制商业画中，在他为伊迪·塞奇威克所拍摄的那些看起来毫无意义却又魅力四射的电影之中，在那个出现在电影院里、静止了八个小时的帝国大厦长镜头里，你看到了“每个人都能成名十五分钟”的商业社会中，围绕名气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复制、吹捧、胡言乱语与过度释义——于是，与朋克一样，波普在另一个国度成就了20世纪晚期达达主义的复苏：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一切也都可以在下一秒钟变为垃圾。
在尚未经历过全面系统的达达主义运动的现代中国，达达也并非不存在。在那些反鸡汤爱好者、厌恶过度释义者、致力于打破一切崇拜症的创新主义者身上，你都能看到这群诞生于100年前的“颠覆分子”的影子。翻新速度堪比翻书的互联网也早已让你明白，100年前西方种下的种子，在100年后的世界结出了无比丰厚的成果：青年不再是耽于美梦、循规蹈矩的“乖乖孩”，他们用一个世纪的时间超越了世界前进的速度。他们勇于打破，更敢于接受——他们创造了一个达达式的超前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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