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的作品在城市中那么醒目一样，弗洛伦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在人群中也很醒目。
我们在水剧场等着霍夫曼，这是他在“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中展品的场所。偌大的露天剧场里只有《浮鱼》（The Floating Fish）一件作品，这算是霍夫曼的“特权”，主办方为他提供了所有展场中最大的一个空间，来施展他擅长的大尺寸公共艺术。
他进来时，很自然地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一米九几的大高个儿，荧光色的球鞋，一脸阳光的笑容，大步朝着那条粉色的大鱼走去，他身上散发着艺术家少有的活力和运动气息。
瑞典奥雷布洛中心高达12米的大黄兔雕塑成为开放广场上当仁不让的焦点
霍夫曼属于作品比人红的那一类艺术家。在此次来中国之前，“大黄鸭”已是家喻户晓。由于面向的群体更广，观众流动性更强，公共艺术的传播力本就比那 些在博物馆里的作品大一些。2013年，从香港维多利亚港到北京颐和园，“大黄鸭”掀起了一股现象级的拍照狂潮，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 超出当初的预期。但是，很多参观者并不知道这是一件艺术作品，认为可能只是公园为了活跃气氛而放置的一个大玩具，更没有太多人去在意这个大玩具是谁做的， 提到这位创作者时，人们只会轻描淡写地用“大黄鸭之父”代之，直到三年后的今天，仍是如此。
“劫持”空间
1977年出生的霍夫曼，先后在荷兰坎彭的基督教美术学院和德国的柏林-魏森塞艺术学院学习艺术。那时，他就开始做大型艺术，但并非装置或雕塑，而 是平面绘画。面对一幅空白的画布，把握整体比细节处理难得多，霍夫曼说他从青年时代就喜欢接受这样的挑战。似乎对每一个做大型艺术作品的艺术家来说，巨大 的、开放的空间都是诱人的，会激发出他们对空间的掌控欲，这远比透过一张小小的画布或美术馆的狭小场所更加充满未知。那对曾经包裹过海岸线、桥梁、德国国 会大厦的大地艺术家克劳德夫妇（Christo and Jeanne-Claude）也曾说过，面对公共空间，他们需要关注的不只是自己与艺术的关系，更多的是观众与艺术的关系。这也正是霍夫曼的难题。
就像黄鸭到处漂浮一样，霍夫曼每次的创作也是漂流的状态。“我并不会把它们当作单纯的艺术创作，而是跟随这些作品去全球各个不同的地方，接触不同的人，这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生活、了解人性的经历。”
霍夫曼创作的“大黄鸭”现身美国洛杉矶港口
既然要把作品从室内搬到室外，从封闭的空间转向开放的空间，艺术家的私密性、自由度就会或多或少地受制于环境。关于这一点，霍夫曼很坚定地持否定态 度。在整个作品的完成过程中，与艺术家的身份相比，他更像一个包工头，或者说是项目经理，他和他的团队要面对随时到来的突发状况，也要接受不同的人和事。 他曾经和一个中国台湾项目的委托方交情甚好，后来那人不知为何进了监狱；在中国香港制作大黄鸭时，赶上了台风，为了保证作品的完好，他们不得不给大黄鸭放 气压扁，但没想到第二天就登了报，上了头条，霍夫曼觉得无奈，又不得不感慨媒体的传播力，一夜之间，关注大黄鸭的人更多了。霍夫曼着迷于这些不可预知的经 历，也喜欢跟当地人交流，无论哪里，对他来说都很新鲜。
霍夫曼在谈论自己的艺术时，“距离”是他经常用到的一个词。由于作品体量巨大，远观和近看会带来截然不同的视觉感受。在每一次作品曝光之前，细节照片总会成为他最好的宣传武器，它们足以吊足观众的胃口。
乌镇的《浮鱼》被放置在一片静止的水面，背倚白墙黑瓦，面朝露天的阶梯座位。这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在西栅景区的最深处，并不好找，有点与世隔绝， 自成一体，像是个古希腊的广场，有一种自由畅谈、思想碰撞的磁场。鱼身的鳞片由四种不同颜色的泡沫薄板组成，整体呈粉色，整个场域透着浓浓的少女情怀。霍 夫曼擅长制造作品与环境之间的冲突，他说他要“劫持”公共空间，占据这个空间并暂时改变它。也正因如此，他的作品不再是孤立的，而被赋予社会意义，这一点 在他的城市雕塑中显得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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