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主办方是一些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艺术机构或美术馆：艺术机构有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丹麦国际艺术委员会……美术馆方面则有加拿大国家美术馆、台北市立美术馆、新西兰蒂帕帕东加雷瓦博物馆、香港西九文化区视觉文化博物馆M+……

在2011年才加入威尼斯双年展的印度政府，其国家馆则由印度国家现代美术馆负责。有意思的是，在2011年之前，威尼斯双年展曾数次邀请印度政府参与，但都被其拒绝。而之所以政府愿意参加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国家文化部与国家现代美术馆之间缺乏交流。当然，印度民间的艺术机构、画廊、艺术家希望印度的当代艺术能够以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也是其动力之一。

第三类则是艺术基金会，比如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会、荷兰的蒙德里安艺术基金会、芬兰的Frame基金会等。这些基金会与政府大都有着联系，也接受来自政府的支持，但它们民间性质更为强烈。古根海姆基金会是目前美国国家馆的负责机构。作为艺术大国的美国，其威尼斯国家馆的组办方经历了数次更变：在1954年之前它由美国中央艺术画廊负责（Grand Central Art Galleries），1964年后由MOMA美术馆负责，之后又划归美国新闻署，1986年起卖给了古根海姆基金会。与英国相同，近来美国馆的策划者们也在极力淡化国别在展览中的影响。他们使用“共同基础”等类似主题，试图在艺术领域内开创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

除了政治因素，资本在国家馆的组织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艺术家占据肯尼亚国家馆，显然是资本发挥作用的结果。虽然，展览的举办需要资本的大力支持。但国家馆设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使人们能够体验和触摸到一个国家的文化诉求与不同的文化气质，以及政治理想。但很多国家显然放弃了这一目的，将国家馆作为了利益交换的对象。并且，因为商业因素而得以进入双年展艺术家的增多，也让双年展的整体质量出现了下降。这也是威尼斯双年展上越来越浓厚的商业味道令人反感的原因，这需要威尼斯双年展主办方和艺术圈人士警惕的问题。

中国馆的建立

其实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就已经开始与威尼斯双年展进行了一些接触，但对于新艺术，当时中国的民间一知半解，官方则完全是排斥态度，于是送了些民间剪纸艺术去参加，后来就没有了下文。直到1993年，第45界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奥利瓦来到中国挑选艺术家，栗宪庭等作为其中介人，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才与威尼斯双年展发生了真正地联系，在此后每一届双年展上也都有了中国艺术家的身影。但与民间相比，中国官方参与威尼斯双年展的脚步则要落后很多。

出于意识形态原因，直到2000年上海双年展，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才第一次得到了官方艺术机构的认可。而在这之前，他们几乎处于地下状态，并且在国内很难找到赞助者。虽然1992年吕澎在广州油画双年展上就高喊出艺术应当市场化的口号，但在国内“曲高和寡”，更多只能依靠西方市场的支持。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发生了改变。中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本土国际化程度大为提高，与国际交流也越发频繁。或许是出于对外宣传的需要，又或许内部意识形态管制的松动，中国政府开始考虑逐步加入到全球的现代性游戏规则中。2003年中国政府开始决定在威尼斯双年展建立自己的国家馆（而在这之前，1995年台湾就已经建立了台湾馆），不过可惜的是，由于“非典”原因，第一届双年展中国馆未能成行，仅仅在广东美术馆作了展示。但从此开始，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历史正式打开，并在威尼斯军械库的处女花园中一个废弃的油库中建立了中国国家馆。

以下是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至今展出的情况：

时间	策展人	主题	参展艺术家
2003年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范迪安 王镛 黄笃（助理）	造境	王澍、展望、杨福东、刘建华、吕胜中 (因“非典”在广东展出)
2005年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蔡国强 皮力（助理）	处女花园——浮现	张永和、王其亨、孙原和彭禹、刘韡、徐震
2007年第52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侯瀚如	日常奇迹	沈远、尹秀珍、阚萱、曹斐
2009年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卢昊 赵力	见微知著	方力钧、何晋渭、何森、刘鼎、邱志杰、曾梵志、曾浩
2011年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彭锋	弥漫	原弓、潘公凯、梁远苇、蔡志松、杨茂源
2013年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王春辰	变位	何云昌、胡曜麟、缪晓春、舒勇、童红生、王庆松、张小涛

从政府管理部门看，中国馆的展出归隶属于文化部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管辖，具体工作则由旗下的中国对外展览有限公司承接。中展公司的前身中国对外艺术展览中心成立于1949年的10月，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的两大核心之一（2004年被划归中国对外文化集团，集团另一核心为中演公司），其主要职责就是在中国引进国外展览，同时在海外举办中国相关的文化艺术展览。在1990年代市场兴起之前的几十年里，它曾是中国文化艺术对外展示的唯一渠道。市场兴起后，这一地位有所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