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合作多 一流作品少

    国人对于外国艺术的关注和喜爱，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活跃有关。外国艺术展引进热，使得普通民众的审美素养得到了提高，也为艺术从业者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回顾引进外国艺术展的历史，1978年10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展”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来华的第一个展览，展出了法国48个博物馆的88件作品。当时，国人刚刚从封闭和禁锢中走出，对于西方古典油画原作和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中国美术馆的展厅每天都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很多人在展厅一待就是一天，不吃不喝。”而之后中国美术馆推出的“毕加索绘画原作展”“德国表现主义版画展”“罗丹艺术大展”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兴起产生影响，并引发了种种文化思潮，如“85新潮美术”等。

    但30多年后的今天，外国艺术展的性质和需求已经渐渐发生了变化。“以前的很多展览是因为中国艺术界的需求，跟当时中国渴望了解西方艺术的心态吻合。现在引进的各种大展对艺术界本身的冲击、刺激和影响都比原来小多了，甚至已基本影响不到创作界，完全变成了一种为普通民众普及文化知识的工作。因为随着信息交流的便捷，艺术家本身即是全球艺术的在场者，中国的美术创作也已经进入了自身的创作轨迹之中。”艺术批评家杨卫说，日渐增多的外国艺术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反映了国民文化素质的整体上升。

    但也有观众纳闷，这股“大师热潮”为何会在最近几年勃发？这些展览是否真正聚集了艺术大师的代表作品？抑或只是宣传噱头？

     “‘大师热’除了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巨大关系外，国民渐增的审美需求也不容小觑。同时，很重要的一点还因为中国的艺术品升值太快、价格太高。”杨卫说，外国艺术大师的作品在学术上已有很厚的积累和研究，并得到了艺术史的公认，而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学术梳理和专项研究还远远不足，而市场价格又奇高，因此“组织中国当代艺术展与西方大师作品展成本不相上下，但后者却更加保险”。

    在王端廷看来，虽然外国艺术展打开了国人的视野，使人们不出国门即可欣赏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成就，但这些展览的举办从整体上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它们缺乏从政府或国家文化建设层面上的统筹规划，很多是国内展览机构与国外博物馆的偶然性合作——或源于某个人的联络，或因为某个人的促成，没有学术上的全盘计划。“虽然这些外国大师展和馆藏展越来越多，但随着全球艺术商品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由于资金等因素，真正来华的一流艺术家及其一流作品已变得越来越少。”王端廷说。

资金匮乏内力欠缺 美术馆面临重重考验

    “最近几年，要借到好的外国作品已经越来越难了，而且越发感到力不从心。”即使身为中国美术馆界的龙头老大，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谈到借展时也常常无可奈何。“西方很多博物馆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中国的事业单位很有钱，会要很高的借展费。以前我们在馆际交流上比较对等，但现在对等有点困难。”范迪安说，“从去年开始，中国美术馆与梵高博物馆和一些名家博物馆都进行了交流，他们都有意愿将藏品拿到中国展出，但是他们把展览看成是一种市场机会，这使得我们这些公立美术馆比较困难。”

    除了“吸金”外，中国灵活的展览机制和较好调度的临时性展览空间也吸引着外国同行。同时，中国各省市逐渐兴起的美术馆建设热潮和相对完善的硬件设施，也为这些作品的展出提供了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只是被动地接受展览，还没有主动走出去策划展览，这不仅是资金问题，还有学术眼光的问题。”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对《美术文化周刊》表示，国外美术馆的操作程序，一般是策划团队在获得某种线索或判断后才推出或引进展览，他们没有“国界”的概念，通常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作品，这一点值得中国同行学习。

    “我们在接触外国展览时，往往会首先判断哪些作品好展出，哪些作品不能展，哪些东西可以说，哪些东西不能说……如此种种，都是比较被动地接收。”王璜生说，“对于一个展览的策划，我们应该首先判断什么对中国当下的美术创作、美术史研究有益，再决定引进哪些艺术家的作品，进而判断它们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现实产生的影响等，如此再来展开对艺术的研究、呈现和理论表述。但中国目前的展览却不是这样。中国美术馆界普遍存在学术主张和学术判断薄弱，学术研究和策展能力不足。”

    虽然每个来华的艺术展都会引发不同程度的争论和评价，也常常褒贬不一，但仍有一些经验可供借鉴。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自2006年开馆至今，策划的一系列外国艺术展令人印象深刻。谈及经验，王立梅说，其展览规划常常注重三点，即突出主题、相互呼应、合理搭配。“作为一个年轻而没有收藏的博物馆，世界艺术馆不具备以藏品形成特色的条件，所办的展览因为没有收藏基础的支撑而会显得支离、零散。为了培育个性和特色，保持鲜活的生命力，我们在展览的整体规划中，特别注意将一些临时展览、特别展览进行有意识的呼应和组合。比如前后推出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从莫奈到毕加索’和‘古典与唯美’三个展览，基本将西方艺术史中最重要历史时期的大体脉络呈现给了观众。”

    王立梅说，就引进项目而言，国外许多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都表现了较大的热情，交流不存在障碍，但会遇到一些困难。她呼吁：“我们需要有一个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需要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支持和帮助，需要同行间的协调。比如建立政府担保机制，这可免去大型高档项目的巨额保险费用，这在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推行。而借展费也需要同行间多加协调，否则容易将文化交流的公益事业推向纯市场化运作，无形中抬高引进成本。此外，社会赞助文化事业的优惠政策也需要真正落实，使更多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能自觉乐意地支持文化事业。”

    杨卫也建议，国内艺术机构可做一些小的文化交流项目，与其把大量资金集中在一次使用，不如分散开来进行一些小规模、有特色的展览，把艺术欣赏日常化，这更符合美术馆、博物馆的职责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