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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的发展要经过几个层次，从最初的‘艺术家的美术馆’，发展到‘艺术史的美术馆’，再到‘公众的美术馆’。”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自两年多以前，免费开放的浪潮“冲开”国内美术馆面向公众的大门后，自去年下半年由国家文化部倡导的“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开始，又一股新浪潮涌向国内美术馆：各大美术馆纷纷举办馆藏精品展，将封存箱底多年的珍贵藏品“秀”出来，与全民共享。
1月18日，建国以来首次全国十大美术馆藏精品集中展示的“群珍荟萃——全国十大美术馆藏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广东美术馆等全国十大美术馆，黄宾虹、齐白石、傅抱石等大师精品聚会京城，一时间成为美术界盛事。
新春伊始，广东美术馆以“风”、“雅”、“颂”为题，从馆藏3万多件(套)藏品中精选出350余件展出，动用整个美术馆全部展厅“晒家底”。这种超大规模的藏品展，在中国美术馆界实属少见。
“收藏是一座美术馆的灵魂，收藏要服务于公众，让公众愿意走到美术馆，将这里作为他们终身的审美教育场所。”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将这次全国性的美术馆馆藏展浪潮，比喻为美术馆界的又一场变革：让市民走近藏品，这是美术馆从精英殿堂向与公众互动的转变。
广东美术馆“秀”出了哪些看家宝?藏品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藏品故事?这一轮面向公众秀“晒家底”的变革，又将对美术馆的收藏、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南方日报记者展开了探访和追问。
晒宝
寻找每件藏品背后的故事
“这是广东美术馆建馆1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亮家底’展览。”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向记者介绍，“风·雅·颂——广东美术馆开馆15周年馆藏精品展”把不少馆藏作品从尘封多年的仓库里拿出来，擦拭一新，重新展示给公众。
从《诗经》的分类中得到启发，展览别出心裁地分“风”、“雅”、“颂”三大版块，展厅分别用三种色块分隔，给人强烈的视觉印象。
“风”，主要是普遍的平民情怀和个人意识的表达，“秀”出广东美术馆最具特色的收藏版块——当代艺术品收藏，从张晓刚到王广义，再到蔡国强，囊括了几乎所有炙手可热的一线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雅”，以文人审美趣味为主旨，呈现了广东美术馆多年所藏的经典大家的作品，包括了岭南名家关山月、黎雄才，以及全国名将黄永玉、吴冠中等的捐赠。
“颂”，则突出呈现了广东美术主流艺术、“红色”经典的源流，一代人对广东美术的经典记忆在此被复苏，从文革经典潘嘉俊的《我是海燕》，到王玉珏的《农场新兵》，邵增虎的《螺号响了》等，多年只见于美术教科书中的经典作品原作现身展厅，与公众“零距离”接触。
“每一件艺术品，都有属于它的故事和价值。”广东美术馆典藏部主任江郁之说，从展馆一层的开始，不少观众当年的美术记忆就被唤醒。“文革红色经典是近现代广东美术的一大特色。广州一年有两届交易会，文革也没有中断，适应当时大量政治宣传画的需求，广东美术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在全国美术一片‘红光亮’图谱之中，广东画家思维活跃、技巧细腻，大胆讴歌人性，留下一批经典。”
创作于1972年的《我爱万泉河》，由广东画家李醒韬和梁照堂共同创作，勾起许多老辈人的知青记忆。这幅创作于文革年间的作品，大胆借鉴印象派代表人莫奈的画风，逆光取景，呈现朦胧和抒情意境，在当年风格独树一帜，一度风靡。
如今已旅美的著名画家关则驹，创作于1976年的《新片上映》也在展览中亮相，当年的一段往事被重新提起。这幅作品原本描绘了当年电影《创业》在广州东山电影院上映时的情景，没想到作品完成后，“四人帮”开始批判电影《创业》，于是作品展出受阻，无奈之下画家把画里中电影院门口海报栏的“创业”字样改成“红灯记”，才得以继续展出。“四人帮”粉碎后，关则驹要求把画作恢复原貌。直至今天再次展出，画面中模糊的“创业”二字记录了那段插曲。
“颂”的展厅正中，悬挂着杨之光名作的《雪夜送饭》。江郁之告诉南方日报记者，1958年，杨之光将下放农场时的一段经历创作成了它，赴俄罗斯参加“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会”引发轰动，之后被选送参加1959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一举夺得金质奖章。但正是这件被杨之光誉为“一生中获得最大荣誉的作品”，让他在1958年反右运动中遭受批评。
“15年前广东美术馆开馆初期，收入了一大批广东本地名家的精品，这次展览精选了其中的精品，首次集中呈现给观众。”江郁之告诉记者，这批藏品有一个特点——它们都是如今研究这些名家不可绕开的代表作。比如杨之光在开馆之初捐赠的一批作品，包括了早年创造草图共200余件，堪称研究杨之光不可多得的素材。此外，廖冰兄的《自嘲》、关山月的《龙羊峡》等作品，都是回顾这些知名艺术家时无法回避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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