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市立美术馆馆长篠雅广说，他们从来没有一次性借出过那么多展品，通常都只借七八件，这次这么慷慨，是出于和香港艺术馆馆长、“虚白斋主人”司徒元杰的私人情谊。展品运往香港时分了两班飞机，司徒元杰笑称，为保险起见，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大阪市立美术馆藏宋、元、明中国书画珍品展”媒体预展当天，司徒元杰亲自给大家讲解了多件展品，在他眼中，展览的“主菜”是一幅外行人看来不太起眼的郑思肖的《墨兰图》。兰是中国画最常描绘的题材之一，因它象征高洁、典雅和忠贞不渝。司徒元杰介绍说：“中国画重视象征意义，但某一样题材，我们很难看到发明者最早的那一幅，郑思肖的这一幅恰是‘无根兰’的始祖。展览策划的时候，我们就想一定要借到这一张，结果真的借到了！”郑思肖生于1241年，是宋末诗人、画家，宋亡后，他悲愤不已，不仅拒绝做官，连门也很少出，画“无根兰”自然是隐喻国破家亡、无根无着的处境。他的这株“无根兰”仅用不到20笔画成，但兰叶有韧劲、有弹性，绝对是高手之作。这一题材，明、清画家都画得很多，但出自郑思肖之手的，全世界现在只有这一张。
同为宋末元初画家的龚开也是一位爱国人士，他的《瘦马图》画了一匹15根肋骨（一般的马只有10根肋骨）都历历可见的千里马，这匹曾经的骏马鬃毛萧飒、俯首缓行，意境苍凉，画家显然以马自比，表达亡国遗民的凄楚。龚开的这幅代表作曾被多位大收藏家收藏，因此画的空白处有很多藏印，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素喜在名画上留迹的乾隆，这次竟连盖了18个印！香港艺术馆的工作人员大概也觉得实在太夸张，索性便专门把画放大，一一标示出印章的出处。
相比内地艺术展览的文字说明或粗率，或空泛，或错漏百出，香港艺术馆的展签制作特别严谨，像这次，就是专门为特展再做了研究后才定稿的，并非仅仅采用公认的观点。好几幅画的作者名字前写有“（传）”字，这不难理解，意思是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画家所作，因为很多没签名的画只能根据风格或流传的描述来推断作者，同时不排除是同时代的画家、学生模仿或代笔。但令人困惑的是，作者上方标明的年代却不是这个相传的作者生活的年代。比如（传）郭忠恕（约910-约976）的《明皇避暑宫图》，却标明是元代的作品。对于这幅画，司徒元杰解释说，写“（传）郭忠恕”是采用了流传最广的说法，而且这肯定是他的风格，但画已被证实是元朝人的仿本，并非作于北宋：“为什么说是元朝的呢？很简单，宋朝有一个很有名的画种叫界画，因为以界尺为工具，亭台楼阁的千千万万条直线，都画得笔直。北宋界画的线条是比较粗的，但这幅很轻很细，现在的学者研究出来，这么细的线条是到元朝才出现的。”另一幅被鉴定为元朝作品的《读碑窠石图》，作者写的是“（传）李成（919-967）、王晓（活跃于10世纪）”。仔细看，可以发现画中石碑上写着“王晓人物，李成画树画石”几个字。古人喜欢通过读碑来寻找怀古的沧桑感，而北宋画家李成是“读碑图”的始祖，这种题材在明朝特别多。李成的风格是“树如骇爪，石如鬼脸”，画中树石可以肯定是李成的风格，但是他的学生郭熙也是这种风格，所以不能确定是李成所作。虚白斋一级助理馆长邓明亮补充说：“由于该画画面的重点在左下角，显然对马远的画法有所掌握，所以年代上应该晚于南宋。”
相传为王维所绘的《伏生授经图》也很有讲头，画的是汉初名儒伏生。秦始皇焚书坑儒时，伏生把典籍藏于墙壁，使之得以保存。汉初孝文帝因其通晓《尚书》而派官员向他问学，于是有《书经》传世。唐朝褒扬儒学，伏生被封为儒家圣贤。画中的伏生瘦骨嶙峋，头戴方巾，身披轻纱，穿抱腹，袒露上身，坐于蒲团，倚几案，执书卷。王维的诗传世很多，但还没有确凿的绘画留存，只是有记载说他的画也很有名。宋徽宗在《宣和画谱》中记载“王维写济南伏生”，此卷在技巧上有唐朝绘画的特色，而且有宋徽宗的印，曾被认为是记载中的那一幅，但也有学者推断它是宋朝人的临本。不过它最珍贵的地方，其实是反映了当时一些服饰和用品的样貌。比如男人也穿肚兜（即“抱腹”），而且还是吊带的，抱腹外批轻纱也是高士常有的装扮。他所倚的几案是一种长条形的矮桌，两端案头有翘头，支脚是弧形的，这种形制在汉魏的壁画和画像石上常能看到，到了唐代依然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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