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朝阳区望京的一个社区边上，梁克刚正在计算着怎样让他所担任馆长的元典美术馆不烧钱，这是他作为民营非营利美术馆馆长的工作重点。在花了3亿元创办的上海龙美术馆、2.79亿元投入的银川“黄河艺汇”、以及即将开馆的余德耀美术馆面前，一年运营成本不到200万元的元典美术馆着实有点“不上台面”。
即便如此，让一个运营成本不到两百万的民营美术馆如何收支平衡，仍然是一个让馆长颇为头疼的事情。资本成分单一、社会化程度不够，是中国民营非营利美术馆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有三块资金来源，一是投资人出资，二是政府的各项补贴，三是社会捐助，一年三项加起来两百万左右，我们就把这200万花好就行。”已经让元典美术馆走上正轨的梁克刚说来轻松，但200万元的资金中个人出资占比一半，所能拿到的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实在少之甚少。
与梁克刚的“斤斤计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紧跟着政府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号召，数以亿计的民间资本正推动着各种文化产业项目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以刘益谦、王薇夫妇的龙美术馆，温州郑好创建的昊美术馆上海馆、温州馆等民营美术馆的开馆为标志的新一轮民营美术馆热潮在财富推动下愈演愈烈。
多元资本催热新一轮美术馆建设
90%的民营美术馆背后的资本成分与地产有关，这也是前两轮美术馆热潮的共同点。而对于新兴的这一轮热潮，尽管来自于房地产的资本支持仍是主导，但资本成分的多元化趋势显而易见。
梁克刚告诉记者：“新一轮的区别就是投资多元化了，过去大多是有地产背景的资本在做，现在纯粹作为文化产业类型的越来越多，以前做美术馆的目的不是做美术馆，而是通过美术馆来做地产或直接拿地做商业项目，现在有部分资金是从文化产业投资的角度来做美术馆，这是产业链条上的一环，也是比较核心的一环。模式是先建美术馆，然后依托美术馆的资源往文化产业延展，所以现在专项资金越来越多。”
梁克刚目前除了担任元典美术馆馆长外，还担任青岛天泰和还未正式开放的广东当代艺术中心的馆长，这三家都是非营利注册的民营美术馆。据梁克刚透露，除了青岛天泰是当地地产商投资外，元典是谷燕女士个人出资，广东也是本地企业家私人投资。
而在上海，最受关注的龙美术馆和余德耀美术馆背后的资本成分——金融和海外资本，则更说明了这一轮民营美术馆资金的多样化。
政策是新一轮热潮的主要推手
在多元资本进入民营美术馆的背后，政策红利似乎是主要推手。这点在二、三线城市表现得似乎最为彻底：在宜兴或景德镇的某条街上挂着三、四十家“美术馆”的牌子。所以在二、三线城市，这一轮美术馆热或许应该称为“建美术馆热”。一座座“白盒子”迅速在各县市盖起，有的简单挂些的架上作品，大多数“白盒子”最后成了商业项目，或是空空如也的烂尾楼。
这种美术馆热的背后，矛头自然直指开发商的跑马圈地。用文创的概念拿地究竟有多大的优势？梁克刚表示：“这种现象多在三线城市，做美术馆比较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是和地方政府谈判的优先条件。”甚至有人称，实际上拿地价格差很多，特别是在三线城市和县城，文化产业用地，成本比商业开发或住宅开发会低一倍。
上海多伦美术馆、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创始馆长沈其斌甚至直言：“如果纯粹是做美术馆，第三轮浪潮不会来得那么踊跃。”沈其斌持批判态度的，是在三线城市“挂羊头卖狗肉”的所谓“美术馆”。“政府从宏观政策上对文创产业的政策性引导和态度，导致很多企业从建美术馆入手从而达到资本与政府勾兑的目的，许多美术馆打着文创产业的牌子，真正对文化创意的构建并不能起到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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