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您怎么看建国以来新疆的当代文学创作？我在与新疆作家交流时，觉得他们有一种气质很独立，很自成一体。虽然他们远在边疆，但底气非常足，他们的作品品质也非常有力量，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内地主流城市的作品很不一样，好像只有这个地方才会自然生长出这样一种写作，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建国以来新疆当代文学到底有一种什么样的DNA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或者用一段话来解释，您怎么评价建国以来新疆当代文学的成就和独特的文学性？ 董立勃：我觉得，新疆作家的成长过程，相对来说是比较艰难的，就像新疆的自然环境一样，新疆的文学环境相对内地而言，不仅仅是不同，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新疆的自然环境很严酷，文学环境确实远离文化中心，文学毕竟是一种文化。新疆作家能够得到的滋养、帮助和支持，相对内地来说，一是比较少，二是比较难，所以一个新疆作家，要想写出来，能够得到一些认可时，一是你确实要有你的文学天分，你的文学的天生素质，二是你的文学表达，一定要有不同于其它地方作家的你的独特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新疆作家要么写不出来，他一旦写出来后，一定是能够在某些方面超过很多人很多人的，他才可能引起内地人对他的关注，或者说他的作品，才可能走出这么远的距离，到达读者面前。我觉得，新疆作家的群体数量，与内地比还是不够多，但确实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我想这也许是其中的某一个原因，但并不是全部的原因。新疆作家，他生存很困难，生存很不容易，所以一旦要生活下来，他必须有强大的，属于他生命的东西。我想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东西，每一个地方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一直比较反对一种说法：我们新疆有独特的一种文化优势。我一直不太同意优势说这一说法，因为我想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都可能生长出非常伟大的文学。在任何一种社会、自然形态中，都会有这个可能性。你绝对不能说，我这个土地有什么，因为我和你不一样，所以我有这样的优势。我个人认为，这个优势应该不成为优势。 欧宁：我们《天南》文学双月刊会在今年12月做一期新疆专题，特别想尽量全面地介绍新疆当代文学的全貌，想向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作家约稿，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董立勃：我觉得，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方，所以你要想通过你们杂志让新疆当代文学的全貌得以反映的话，你要考虑方方面面，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的状况。说句老实话，我们生活在新疆，我们对汉语文学之外的其它语种文学，都很难有深入的了解，何况像你这样一个外来介入者。因为我的工作，我知道有一些作家很优秀，但他们的作品，哪一部作品究竟写得怎么样，你要让我们做一个评价，我们有时候都觉得很难说得更具体。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读到他真正的、原创的作品。因为我们一直是通过翻译阅读他们的作品，而翻译者的水平对原版的文学作品的质量影响非常大。我觉得翻译家的意见，做翻译的这些人的意见还是需要我们重视的。我看你们这次对狄力木拉提·泰来提给了一个比较高的评价，他也是我们作家协会的，是我们文学翻译家分会的负责人，应该说他对维吾尔民族这一块基本还是能够把握得住。哈萨克文学家叶尔克西，这都没什么问题。其实新疆也就这两个少数民族是比较大的。像哈萨克、维吾尔、塔吉克、柯尔克孜族这些民族，除了新疆别的地方都没有，尤其是维吾尔族，全世界维吾尔族就在这个地方了。 欧宁：新疆作协是不是在做一些这些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 董立勃：那做得多啊，我们很大量的工作都是在做这个。 欧宁：因为语言不通，操作这个专题实际上很难进入，所以做这个专题还需要新疆作协提供一些帮助。我这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维族的诗人、翻译家和文学批评家。 董立勃：我推荐一个维吾尔族作家，叫阿拉提·阿斯木。最近上海给他出了一本小说集，小说写得确实很好，尤其短篇写得非常好，在上海开的研讨会，王安忆他们都参加了，大家对他的小说评价很高。他可以用汉语写，又可以用维语写。他用汉语写的小说直接用汉文发表，他用维语写的小说直接用维文发表。这样的作家在新疆是非常少的。他是一个维吾尔人的思维，他的观察事物的角度是独特的。他用汉语去写他们的生活，你可以感觉到，尽管是汉语，但与我们看到的小说还是不一样。阿拉提·阿斯木一开始写小说用汉语写，但写了一段以后，维语文学圈不认可他，不把他当成维吾尔作家，所以他很苦恼，所以开始用维语开始写作，写了很多很多小说。维吾尔作家开始接受他了，把他当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最近这两年他又开始用汉语写。他现在是我们文联的一个副主席，也是作协的一个领导。这都是新疆文学中比较特别的情况。 欧宁：你在作协工作，对作家的情况比较了解。新疆当代文学，从80年代的西部诗歌到90年代的散文，到你的小说的出现，这些文学现象，以及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家，像周涛，我们有一些了解，但对他们目前的创作状况不是很了解。在80年代，新疆文坛一些著名的作家、诗人，他们今天的创作状况是怎样的？ 董立勃：新疆有一个情况，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很多作家一旦写得很好以后就走了，比如红柯，很优秀。像杨牧，你说算新疆的还是不算新疆的，不好说啊。像王蒙，在新疆待了十几年。陆天明，在农场和我是一个连队的，70年代末就走了。新疆的作家群，你看起来不是很强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作家一旦有了成就有了名气后很快就离开了。所以能够坚持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的优秀作家，80年代像周涛这样的作家，可能现在留在新疆的，好像也就是他了。还有一个诗人叫章德益，他了上海。我昨天还跟一个上海人谈到章德益，他写了很多新疆，他也是兵团的，写了很多关于新疆兵团的诗歌，像有名的《大汗歌》，他回到上海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欧宁：昨天《东方早报》的石剑锋，他跟我说，他丈母娘是新疆兵团的，她是上海人，她做梦都想离开新疆，因为太苦了。有一个兵团里开卡车的人对她说，你嫁给我吧我可以把你带走。实际上，结婚之后他又说不行，我没有这个能力带你离开新疆。很多人都想离开新疆，但像周涛，刘亮程，您，都留下来了，是什么东西令你们扎根在这里？ 董立勃：我们和那一批作家其实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青年和童年，一般来说都不在新疆，像杨牧、陆天明都是成人之后，二十来岁以后才来到新疆，他的少年、青年有很大一部分时光都是在内地，所以他心里有个故乡，有一片山水。但对我们就不一样，像我和刘亮程这样的，包括周涛，我们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和这块土地的情感是有力量的，情感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在别人看来并不是很出色的一个人，但你和他在一起久了，你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您们之间有了情感。其实新疆这块土地，非常壮阔非常美丽，但是你让很多人生活在这里，他们还是很难下这个决心，为什么那么多支边青年来了以后都要离开，为什么离开？那可能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他对这块土地没有那种真正的生我养我的那种情感。而我们和这块土地有生我养我的这种情感，它真的就像父亲母亲一样，我觉得这种东西力量很强大，所以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内心深处都是对这块土地最热爱的。这种热爱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上升到多么伟大，其实就是人的本能的一种情感。 欧宁：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过去这几十年来，新疆当代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您觉得文学可以改变社会吗？可以影响社会吗？文学可以变成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吗，或者反过来？ 董立勃：我觉得新疆文学属于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的一部分，发生在中国文学里的所有的事情，尽管新疆很遥远，远离文化中心，但在新疆一样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反映和体现。新疆尽管很独特，但和整个中国的命运、发展，所有的一切一切，都是紧密相关的。从这一点上讲，新疆文学和中国文学一样，走过了几十年的道路。我们不说新疆当代文学对新疆的整体社会、经济、政治有多么重大的影响，但它始终是新疆文化发展、精神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重要的一点，一定不要忽略新疆的多民族文学，尤其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学，尽管他们的作品不会被很多人认识到，但他们却在发挥着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民族，多数人都在阅读他们的作品。而我们认为非常优秀的作品，他们其实是很难读到的。这些作家在他们本民族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所以当你这样看新疆文学时，新疆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进步，其实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而这个作用，是中国其他省份的文学所不可比的地方，这仅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