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实际上，兵团也在参与新疆的城市化过程。 董立勃：我觉得，兵团在这方面其实更快，因为它很集中。所有到兵团的人，他心目中没有一个原始的、古老的村庄，他没有。他可以把任何地方都当成自己的家，那么他当然希望他的家在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里面了。所以现在在兵团这些地方，城镇化建设速度应该更快，取得的成果也更大一些。 欧宁：您在小说中，特别是《白豆》和《白麦》两部长篇中，刻划了非常生动的山东女性形象，白豆、白麦这两个人物非常有个性，而且很有山东特点。您跟随您父母从山东过来，对于您的父辈来讲，可以说是“日久他乡变故乡”；今天，您跟山东跟您的故乡是怎样的关系？您对新疆有故乡认同感吗？ 董立勃：我说一句心里话，在我心目中，其实你要说到故乡这两个字，我还是想到我小时候生活的兵团农场的那么一个连队，不大的一块儿戈壁滩。其实在我成人的二十多年的岁月里，我的生活范围没有超过方圆100公里吧。对山东的概念只是在我父母的言谈中，包括他们的口音中，我能感受得到，包括山东人的生活习惯，我都有。但是作为故乡这个概念，我肯定认同的是新疆，我生活过的那块土地吧。 欧宁：也就是下野地，您文学世界里面的“下野地”，对吧？ 董立勃：对，下野地确实是我一直生活的那块地方。 欧宁：从生活、写作各个方面来讲，您觉得新疆好在什么地方，不好的地方又有哪些？ 董立勃：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久了，首先跟这个地方有了感情，我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我觉得这世界上实际上没有好与不好的地方，只是这个地方和你有多大关系，和你的情感有多大关系。这么些年，我也走了很多地方，包括国外也去过，我始终觉得，新疆这个地方是我认为最好的地方，但这只是我的一种认为，我有我的理由，比如说我到南方去，南方那种潮湿闷热，我觉得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新疆这种自然，这种干爽，这种晴朗，我是非常喜欢的。 欧宁：从文化、历史资源上来讲呢？ 董立勃：从文化、历史资源上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疆文化的丰富性，确实是其他地方难以与它相比。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各种宗教的聚合。不单是这些，还有我们各个民族，不同种族的人在这里形成的一种融合。以及中国各个省份，各个地方的人，你在新疆可能都找得到。我想各种各样的文化汇聚在一起的时候，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别的地方没有的、只属于它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有人叫他移民文化，或者多民族文化，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这种丰富性，全世界范围内不好说，至少中国其它地方是没有的。谈到文化上的丰富性、多样性的话，新疆应该是中国其他地方没办法与它相比的。 欧宁：这样一种丰富性实际上为您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很特别的题材，我一直想找出新疆当代文学有些什么独特的基因。我确实觉得新疆当代文学很强大，从诗歌、散文到小说，与内地截然不同，有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您写的兵团是新疆特有的一种现象、一种题材。因为目前我就读了您的两本小说，我不知道您后来的创作有没有更新过，除了兵团以外，还有没有写过新疆一些独特的其它方面的题材？ 董立勃：其它的题材写得不多，我的作品主要写的还是屯垦这一块。我觉得重要一点，还是我熟悉屯垦这方面的生活。另外，说到底，我还是与屯垦这些人有感情，这可能决定了我为什么主要写他们。其实，作家尽管写作很自由，但是有时候，当你真正投入到小说创作中的时候，你选择的空间并不是非常大。有些东西如果你不熟悉的话，的确是在创作上很难进入的。 欧宁：让我们来谈谈您的文学方法，我在读您的《白豆》和《白麦》时，读起来就没办法放下，一定要把它读完。您的叙事节奏非常明快，语言很朴素。最有意思的是您经常使用一种对比、对称的方法。比如人物，胡铁和杨来顺的对比，白麦和白豆的对比。还有人物在一个事件发生之后的前后对比，都是一种很漂亮的对比和对称的结构。另外，您讲故事的技巧非常好，吊读者胃口吊得很厉害。您还经常用一个细节改变故事的走向。您的语言也非常独特，一看就是董立勃的语言。这种独门的文学技巧和写作方法传承自哪里呢？您的文学影响来自哪里呢？ 董立勃：我觉得，我的文学影响和中国很多作家受得的影响、熏陶，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所能看到的、所能接触到的作品其实都差不多。我觉得最早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很先锋的那种作家，对国外的现代派也非常有兴趣，而且模仿他们也写了不少不成熟的东西。但到了创作《白豆》时，我确实改变很大，我改变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小说在表达的时候，更希望表达的是那种更多的、更复杂的情感，那种思想、象征、隐喻什么的，就是所谓现代派的很多东西，我们试图在小说中表现那些东西，但到了《白豆》的时候，我主要是想把我经历过的事情，用一种最好的方式讲给别人，让别人能被我的故事吸引，接受我给他所讲述的这个故事。当时我在别的地方考虑得就不是很多了，我考虑最多的，就是小说如何写得好看一些。比较简单讲，如何尽量把小说写得更好看一些。让别人能看明白，让别人很容易能看进去，都是一些最朴实的原始的想法。 欧宁：如果读者想要在您的作品里寻找一些文学的来源，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作家影响过您？ 董立勃：有，我觉得中国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沈从文。我在80年代初，当我第一次看到沈从文的作品时，我立刻就被吸引了。当时我在大学，没什么钱，但我把他所有书都买了，红皮的那种，三联书店出的。我特别喜欢他，他的语言对我影响应该说比较大。 欧宁：国外的作家呢？ 董立勃：法国新小说派的那些作家，比如说杜拉斯；另外，像海明威，福克纳，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家。像法国新小说派那些作家，他们写小说那种客观、冷静，尽量把主观情绪隐藏在词语之后。我的小说尽管采用了中国小说的一种叙事方式，但在里面还是可以看出先锋、现代派小说对我的影响，比如说，小说场景中的不确定性，其中含义的不确定性，尽量客观地去提供一个画面，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其实这些对我还是都有很大的影响。 欧宁：我在您的小说里面也看到，每一章节结束时，有点儿像章回小说，这也是中国古典小说对您的影响吗？我觉得，您在这方面写得非常成功，您是在挑逗读者。 董立勃：转承起合的那种上下带点儿提示、暗示，当然是希望别人有兴趣继续向下看。我觉得也不能说非常成功，只能说，文学表达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形式。只能说，我找到了一种适合表达我自己的方式，我喜欢的，我认为还比较好的一种表达方式。 欧宁：您最近在写什么呢？ 董立勃：我最近没在写什么，尤其是长篇小说，已经很久没写了，最近写些中短篇小说，因为时间比较忙，另外也确实没有自己感觉非常好的，比如像创作《白豆》那样一种激情，或者那样一个故事，需要我去讲述的。 欧宁：您是觉得今天的时代变化，没有像《白豆》里面50年代让您那么激情，那么有创作冲动？您现在写的作品会不会关注现今天的新疆现实？ 董立勃：我觉得也许是我自己的文学才能所限吧，我面对现在的生活，的确是也想努力一下，看能不能用长篇小说去做一种表达和描述，我的想法虽然很多，但总觉得想把它变成一部比较好的文学作品的时候，还是感觉到缺少创作的冲动，另外也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