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玉佩
在古代，盐是商业利润最高的紧缺商品，中外皆然。二千多年前古罗马军队发的军饷，就是被士兵装在皮囊中随身当货币携带的盐，在那个食盐紧缺的时代，盐是可以充当易货的“第二货币”。通观人类文明，盐都在其中产生过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也使得今天的英语词根中“盐”与“薪水”无法分割。 逐盐而居、为盐而战 战国中期的巴、蜀、秦、楚之间，展开了一场长达三百多年的合纵连横，彼此结盟、背弃、争战的历史。许多专家深入研究后发现，在这三百多年里，巴国经历了数千次战争，平均每年要发生上十次甚至数十次大小战争。一部巴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完全贯穿的战争史，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巴人“善战”甚至“好战”的印象。 导致连年战争的主因，还是争夺盐资源。巴人“好战”，其实是争夺与保卫盐泉。战国时的巴楚战争，楚人由东向西逐渐深入峡江腹地，巴人不仅经历了内部为争夺盐泉而发生的连年战争，更一直应对楚国对盐泉的觊觎。 纵观廪君巴国疆域的扩充史，不难看出其武盐立国的轨迹，秉承先人采卤、制盐、贩盐安身立命的古老传统，为达到完全控制三峡地区盐的生产与贩运，自廪君始，巴人逐盐而居、为盐而战，巴文明以军事为其核心，巴人一直尚武剽勇，征战不休，也是有其历史缘由与传承的。巴国的军队参加过周武王伐纣的联盟军，为前锋部队，巴人戴着百兽面具，跳着巴式傩舞冲锋陷阵，史载巴人“歌舞以凌，殷兵大溃”。战后受封子国，巴人因此被称为“虎贲”和“虎士”，“虎贲”一词并成为汉以后皇家骁骑卫队的专用名称，汉朝设立过“虎贲中郎将”高级武将官职。巴人从汉高祖担当前锋平定三秦时，刘邦对巴人的锐勇也十分激赏。可以说，一部没有形成完整体系的巴国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巴人的战争史，巴人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用战争书写历史的民族。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和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西南蛮夷列传》中，都说到巴人首领廪君务相（又称巴务子）率部开疆拓土，沿夷水（清江）西迁，记述巴人乘土船向西溯清江，至水穷处弃舟登岸到达“有鱼泉出”的盐阳和盐水。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地质勘察，探明川东渝鄂西一带的岩盐资源赋存于三叠纪中部的嘉陵江组和巴东组，地面出露层位除城口、巫溪外，沿江展布大部是侏罗纪。长江两岸的较高山脉，如铁峰山背斜、齐岳山背斜（在利川）、方斗山背斜（形成云阳多处盐泉）等出露层是三叠纪。地质的抬升使得三叠纪中部的含盐层上升到大山的上部或腰部，雨水从地表渗透到地下，顺裂隙进入盐层，溶蚀盐体后，又顺底部裂隙流出，与地下水混合后，流出山下地面，形成自然盐泉，且分布川东鄂西各地。这种独特环境，使得这里的先民们能够及早发现和利用盐泉资源，成为我国井盐的发源地。 控制该地的母系氏族首领盐水女神（即当时的地方母系氏族首领），向武力强大的廪君务相表态说：“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同意，盐水女神就每晚自荐枕席来和他同居，暮来旦去，去时“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廪君不从她的统战，仍伺机射杀了她，夺取了她的领地独控盐资源。这是巴人与盐的首次结合，却充满了武力、谋杀和血腥。 盐资源在那个食盐短缺的年代，可以充当立国的财政资源。渝东峡江一带向来是出井盐的地方，近年国土资源部的调查有岩盐储量达300亿吨以上，在那个金属工具短缺开凿深井困难的年代，地表有多处自流盐泉的渝东峡江地带，一直是多个部族与方国争夺的热点。最早夺取和控制渝东盐泉这一资源的巴人，由清江溯源到利川，然后沿发源于齐岳山（又名都亭山、七曜山）东的乌飞水（大溪的古称）转进，进入瞿塘峡出口南岸的汇流处，再顺长江而下，来到今鄂渝交界处的巫山一带活动并建都。为纪念家乡夷水（清江），巴人建立的首个都城被命名为“夷城”，地点大约在今天的重庆巫山一带（大溪以下40公里，另有一种说法认为夷城在恩施） 。 史载多次巴人征楚，走的就是远古长江南流清江的这条便利水道。楚人为防范巴人顺江而下、倏忽来去的进攻，还在清江下游的长阳建立了扦关、捍关。由清江溯源入大溪再进入长江三峡的这条转进水道，也是当年巴人与中原大国行盐贸易的主要通道。因那时巫峡到西陵峡滩多水急，古代巴人的一叶小木舟在枯水与洪水季节时，很难在大江湍流的峡江上出入，多迂回从瞿塘峡口南岸的大溪舟行向南转进清江，再沿清江直出洞庭湖平原。大溪入长江口，因此兴旺了一座大溪古镇。 出土制盐器具多以亿计 凭借部族的剽悍武勇与因控盐而富可敌国的经济实力，巴人以武盐立国建起了一个奴隶制方国，慢慢占领并控制了长江西陵峡以上到重庆以下的一千多公里的峡江区段，经多年不断的征伐与开疆扩土，巴国疆域达到“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巫山），西至棘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今湖北竹山县，秦岭南麓一带），南及黔涪（今贵州北部）”，控制了渝东、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区域。历史上的“灵山十巫”最后大多并入了巴国，巴人巴国一时强大到成为合并巫臷、压倒楚蜀的大国，连春秋初年时的楚国也听命于巴。 起于清江流域的白虎巴并非巴最早的起源，有一说巴人主源原居汉水中上游，也就是说庸巴可能是巴人比较早的一个强大方国和来源。还有一支散居在湖北松滋公安石首到湖南岳阳一带，这支巴族以著名的“巴蛇吞象”典故里的巴蛇为图腾，被称为巴蛇族，考古学家任乃强先生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认为巴蛇族“其都邑曰巴丘，今湖南岳阳北城陵矶是也”。与楚曾有过一场血流盈野、尸积成山的大战，是为巴陵古地名的来历。巴蛇族失败后退入湘鄂西，后与灭国后迁到湘西北的庸巴融合，称大庸（今张家界市）。 巴人的长相清秀，丹凤眼、锛额头是族群特征，据说相对于平原地方的人身形稍矮小，善用舟楫，精于渔猎与治水，熟悉制盐，性格倔强、尚武剽勇，有春秋义士的勇烈诚信，也不乏游走于强邻间守拙自保的智计诡诈。常璩（生卒约公元291－361年间，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著作了一部被《四库全书》列入史部载记类、近人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的古历史、地理、人文著作《华阳国志》。据《华阳国志·巴志》载，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巴国出过一位在历史上很有名气的将军巴蔓子，他的事迹基本反映了巴人的这种典型精神特质。 巴蔓子生于东周末年的临江城（今忠县），战国末期，巴国大将巴曼子向楚国借兵平息巴国内乱，许诺以川东三座盐泉所在的城池相谢。平乱后，巴蔓子不忍国家失土让城，以自己擅作主张巴国不能兑现，割了自己的脑袋交给讨要城池的楚使致歉谢罪。楚王被这种忠勇感动，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城池也不要了，还以上卿礼葬其头。后人为纪念其忠诚，改巴蔓子出生地临江为忠州，也是现在忠县名称的来历，忠县现有巴蔓子的“将军坟”，据说是巴蔓子的衣冠冢。光绪版《利川县志》称：“巴国将军蔓子自刎，葬其身于都亭山，”史志载的这个地点在今利川白羊塘的古坟陵。同治版的《利川县志》记载“楚葬巴蔓子首于荆山之阳，巴葬巴曼子身于与金字山相望的都亭山”。 另一名巴人将军也体现了这种忠勇。后汉三国时期巴郡太守严颜抗击入侵的刘备军，不幸在偷袭张飞夜营时被张飞设伏所擒，面对叫城被他偷射一箭险乎丧命的三国名将张飞的暴怒，发出“我三巴但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豪言，从容请死，使得向来有“敬爱君子、不恤小人”的张飞倒身下拜，严颜被感动，从此归降先主，成为蜀汉顶梁柱，后才有作为黄忠副将，一起在定军山抵抗曹魏大军、斩杀夏侯渊的骄人战绩。 早期巴人的另一支在清江源头盐水等地逐盐而居，顺郁江下彭水郁山（今重庆境内，《黔之驴》故事发生地），夺取由距今5000年左右的濮人（苗族的祖先）开发的天然盐泉郁山伏牛山盐泉。 另一支巴人溯清江支流忠建河向南到今咸丰县境，再沿冷水河、大河入阿蓬江，再折向西南到达今贵州的黔江、湖南的酉阳境内，再进入彭水。彭水郁山自夏商时期起至春秋战国年间，都是巴国最重要的产盐区和经济命脉。川东鄂西井盐的重要性，一直持续直到清朝末年。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祯还曾耗银2万余两，对乌江支流郁江和乌江进行整治，就是为了方便从水路接运从深山古盐道过来的利川盐入黔，也曾有官府下令不准革井溪出盐以免影响云阳盐销路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