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女人，你们却要寻找一幅画。这幅画是如此深邃，这种空气如此真实，到最后你们也无法将它从围绕在你们身边的空气里分辨出来。艺术在哪儿?丢失了，不见了!”但在追求绝对意义的过程中，弗伦费尔成功做到的只不过是模糊了自己的想法，将一切人体形象从画布上抹去，将其扭曲成一片“色彩和色调的混沌区域，一团意向不明、形状不定的迷雾。”面对这堵荒唐的油彩墙壁，年轻的普桑(Poussin)惊呼：“但迟早他一定会发现，画布上其实空无一物!”这句话听起来仿佛一记警钟，提醒人们注意到恐怖(Terror)开始对西方艺术造成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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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这种最天真无辜的工作如何让人直面恐怖?让·波朗(JeanPaulhan)在《塔尔布之花》(Les fleurs de Tarbes)中从语言在本质上的暧昧性出发—即：语言一方面由感官认知的符号组成，另一方面又是以这些符号能够直接唤起的观念组成—将作家分为修辞家和恐怖分子两种类型。修辞家把所有意义都溶解到形式里，将形式作为文学唯一的法则;恐怖分子拒绝服从这一法则，反过来追求一种纯意义的语言，渴望思想的火焰能把符号完全吞噬，从而使作者直面“绝对”。恐怖分子厌恶语言，他不能从指尖残留的水滴里认出他认为自己浸泡其中的大海;修辞家则关注语言，对思想表现出某种不信任。
有的物，比如一块石头、一滴水以及所有自然物是材料决定甚至消除形式，恐怖分子的梦想是创造出一种存在方式，完全顺从“物性”本身。物派艺术家李禹焕将石头与铁板简单组合，对物质生产的泛滥及时提出了疑问，强调艺术的物质性和自然性。
艺术品不是单纯的物，它总包含着除自身物质存在之外的什么东西—这简直快成不言而喻的道理。希腊人用讽喻(allegory)的概念表达了同样内容：艺术作品传达着一种别的东西(ἄλλο ἀγορεύει)，它超出了将作品包含在内的材料本身1。然而，有的物—比如一块石头、一滴水以及所有自然物—是材料决定甚至消除形式;有的物—比如花瓶、铁锹或者任何人造物—是形式决定材料。恐怖分子的梦想是创造出一种存在方式，好比石头或水滴、完全顺从“物性”本身的制品。福楼拜曾写道：“杰作是无智的，它们就像大型动物或者山峦一样面貌温和而稳重”;据瓦莱里所述，德加也说过：“它无聊得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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