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毕业于剑桥大学，算得上是最典型的英国精英教育体系下的产物。这个烟熏三文鱼加工厂老板的办公桌上，最显眼位置安放着一张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签名合影照片，那是他花了好一番功夫竞标得来的宝物。撒切尔和里根是他最欣赏的两位偶像，“他们都有坚定的目标，手腕强硬，从不动摇” 。 事实上，如果不是继承家族产业，兰斯很有可能成为类似撒切尔这样的铁腕政治家。他在大学期间出任学生会主席一职，在正式接手福曼烟熏三文鱼工厂之前担任过英国贸易大臣的特别顾问。除此之外，他的工作履历中还包括一段在俄罗斯从事房地产行业咨询服务的工作。“现在看来，我前半生所有的经历都是在为这八年的抗争做准备。”他有点宿命论地感叹道。 不过，在兰斯身上，让人感受更多的是这个犹太裔生意人所具备的精明狡黠。比如说，在了解了记者来自中文媒体的背景后，他直截了当地询问“是否能够介绍一些在奥运期间有兴趣租借福曼三文鱼工厂附设餐厅和画廊做活动的中国公司”。 在与伦敦市政府下属开发署（LDA）交锋的过去8年时间里，兰斯清晰地认知了媒体的力量。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只皮箱，里面存放着至今为止所有报道过H·福曼烟熏三文鱼厂的报纸，哪怕其中只有短短一句。在那些关于拆迁的报道，兰斯不厌其烦地给媒体讲述着一个“小业主对抗政府强权的辛酸故事”。 “LDA没有权力以造一座体育场的名义要求当地商户拆迁， 所以他们才改用了‘ 城市改建’(regeneration) 这个字眼，其实是换汤不换药。”他告诉《外滩画报》。 “《土地强制购买法》本身就是极不公平的法律。一群人被踢出原本的居所，只能换取一点点补偿，他们因此再也无法返回原来的家园了。” 总共275家小工厂不得不因为奥运会迁出当地，其中已经有一半以上因此停业，“这些工厂多数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见证着东伦敦的发展，现在传统正在消失。” 擅于利用舆论力量是兰斯最终战胜LDA的秘诀，这一点他毫不讳言。“我很早就放弃采用法律途径了，因为英国现行的《土地强制购买法》本来就是建立在极不公平的基础上的。”于是，与其他200 多户同处于被强拆困境的工厂不同，兰斯另辟蹊径，他大量接受媒体采访，积极组织群众参加各种LDA 关于拆迁的听证会，并且在听证会上提各种“令他们觉得尴尬的问题”。 在所有会令“LDA感到尴尬的问题”中，最有攻击性的一条莫过于在这个案例中，当局是否有权对当地住户进行动迁。英国的《土地强制购买法》可以追溯至19世纪，该法赋予政府相关部门，对建造铁路、船运、学校、医院等谋求公众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规模征地的权力，不过这一权力必须以体现公众利益为前提，过去一百多年里实施的案例主要集中于公共设施建设，并不包括诸如为奥运会建体育场馆这样的情况。因此在兰斯的心目中，LDA这次的征地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于是，他们才偷换了类似‘城市改造’这样的字眼”。 兰斯的看法得到了律师克里斯·艾伦的支持。艾伦是伦敦FSI律师事务所房地产诉讼部门合伙人，他的职业生涯多数时间与类似兰斯这样牵涉土地强制征收的案件打交道，目前依然代理着包括兰斯在内100多户东伦敦遭强拆的业主，“现在依然有半数尚未与LDA 达成最终协议”。 对于《土地强制购买法》，这位资深地产律师也有一些无奈。根据相关法律，政府在进行土地强制收购时给付的赔偿价格以土地时价计算，而通常情况下，经过改建之后的区域地产价格会迅速上涨，那些搬迁出去的居民不可能依靠政府原本的补偿金购回原来的住房，换句话说，“这些人被永远踢走了”。 艾伦向记者证实，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市政建设项目在全英各地展开，《土地强制购买法》的运用也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不过即便如此，像东伦敦这次的改建和拆迁规模依然算得上是庞大得惊人。 据英国《卫报》报道，为筹备奥运会和东区市政改建，LDA 需向3000多个企业和个人强制购买位于东伦敦斯特拉福特的600公顷土地。 “在我接触的所有强制购地案例中，业主总会感到不公平，他们本来期望可以因为拆迁大大地获得一笔赔偿，但结果是业主往往只能得到相当于期望值一半左右的赔偿。”艾伦这样解释说。 “业主们为什么不坚持继续居住在原居所，直到当局愿意给出一个更好的价钱为止呢？”在我们用中国人的思维，向艾伦解释了所谓“钉子户”的概念之后，这位律师依然迷惑：“我不是很清楚中国的做法，在英国没有人会想到以做‘钉子户’来讨价还价，我的意思是，这里也发生过人们坚持住在原居所的情况，但如果他们这样做，那通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不愿意政府拆除一幢建筑。” 作为地产律师， 艾伦对《土地强制购买法》的看法没有兰斯那样激进，“虽然少数人的权利受到损害，但跳出个人的框架来看，多数时候类似的案例寻求的是更广泛层面上的公众利益。”不过，在东伦敦的这个案子上，他的看法则与兰斯大同小异，“LDA 以‘改建’为名进行征地，但他们做的只不过是建造了几个奥运场馆而已，天知道这些场馆在两星期的奥运会之后会给当地居民带来什么益处。” 对于世界各地处于被拆威胁中的业主们来说，福曼烟熏三文鱼工厂的胜利无疑有强大借鉴作用。兰斯还记得当他的故事最初被媒体报道后，有一天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纽约的电话，电话那头的陌生人当时处于与兰斯类似的困境。当时纽约与伦敦一样正在申奥，一旦成功也将大规模征地用于奥运场馆设施改建。 “请教教我们，该怎么做来保住自己的房产？”对方问。 “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们，假若你们真遇到这个麻烦，就说明纽约赢得了奥运会举办权，那么我就没有麻烦了。”他大笑着挂断电话。 东伦敦码头的百年兴衰 站在兰斯的烟熏三文鱼加工厂顶楼眺望，凭肉眼就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正在为“伦敦碗”做最后整修的工人。横亘于两幢建筑物之间的只有一条宽不足10米的老福德船闸运河。这条安静流淌的人工运河开凿于18世纪，起初是为了抵御潮汛，后来便成了连接利亚河谷的主要枢纽。正是这条河道的存在，100多年来促进了当地工业的发展。 在兰斯给媒体讲述的故事中，他的家族所经营的H·福曼烟熏三文鱼加工厂正是这样一个记录着东伦敦百年历史变迁的典型——俄罗斯人哈里·A·福曼在20世纪初来到英国，与所有早期移民一样，哈里自东伦敦的港口抵达，并且开始在最熟悉的领域开始新的生活。 老哈里选择重操旧业，从波罗的海进口优质三文鱼，处理后供应给东伦敦地区。“与现在不同，在那个时代，三文鱼是平民家庭日常消耗的便宜食品。”兰斯解释说。 不久，老哈里发现可以从更近的苏格兰进口三文鱼，并且改良了更适合伦敦人的烟熏三文鱼制法。“永远采用最新鲜的三文鱼，坚持手工制作，没有添加剂，只需要适量的盐，并且用橡木烧出的烟熏鱼。”兰斯说，制作出优质烟熏三文鱼其实没有秘诀，在一百年前，老福德船闸运河周围几十家烟熏三文鱼作坊几乎都是按照同样的手法和配方来制作烟熏三文鱼，并且将之行销全欧洲。 不过，随着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聚集在伦敦东区的手工烟熏三文鱼作坊在苏格兰的大工厂倾轧下日渐式微。如今，像H·福曼这样依然坚持手工制作烟熏三文鱼的工厂恐怕全英国也是独此一家。“为什么大家在超市买的烟熏三文鱼没有鱼味？因为如今的大多数工厂为延长保质期添加太多盐、糖以及其他添加剂。既难吃，又不利健康。” 事实上，不仅是烟熏三文鱼业，东伦敦的码头地区见证了一批小工业在过去百年间的崛起和落寞。 H·福曼烟熏三文鱼工厂附设的画廊刚刚结束了一系列关于东伦敦工业历史的图片展，其中不仅有关于老哈里在东伦敦的Billingsgate鱼市购得历史最大的一条三文鱼的照片，还包括临近的塑料加工厂、玻璃厂、橡胶厂、花生酱加工厂、木料加工厂等老照片，这些曾经在东伦敦地区蓬勃发展的产业都有一个相似的特征——依运河而建。 “运河可以说是联系着这里所有产业的主动脉，原材料从运河运到这里，加工后的成品又沿着运河运送出去。没有这条河，生意就死了。”兰斯解释说，这是他不愿意将工厂搬迁出这片区域的主要原因。 “半数以上搬迁出去的工厂不是在短短几年间就停止经营了吗？”但负责东伦敦改建的总规划师埃莉诺·福赛特则有另外一番解释：“许多搬迁出东伦敦的工厂本来经营就很困难，业主多数年事已高，许多人觉得与其继续挣扎经营，不如拿一笔优厚的补偿金然后彻底退休享福。我们为每个搬迁案子都做了最妥善的安置，力求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兰斯现在不也非常满意么？” 三文鱼店老板的生意经 与LDA长达8年的讨价还价后，兰斯的烟熏三文鱼工厂从如今的奥运会主会场“伦敦碗”正中央向西撤了300米，搬迁到如今这一片新厂址上。兰斯很快从新厂选址中嗅到了其中隐藏的勃勃商机。 “到了奥运会的时候，任何关于主场馆的镜头都将无法避免地把我们一并转播到全世界面前。”站在工厂顶楼，兰斯指着一河之隔的“伦敦碗”，兴奋地谈论起他的计划。 工厂顶楼将被仔细规划后按面积出售给有需要的公司投放广告，“每个企业都希望借用奥运会来宣传品牌，但通常来说要获得许可得付出大笔钱，但如果在我们顶楼做广告，只要一点点钱。这里看似与奥运会无关，但电视镜头可以拍到这里。” 除此之外，兰斯花费巨资将他的烟熏三文鱼工厂装修一新，包括三楼的附设艺术画廊、餐厅以及厂房外的一片临河的小小区域都已进行了仔细规划，并出租给有需要的公司举办各种商务活动。目前，已与他签订场地租赁合同的客户名单中除了有Speedo这样的运动品牌之外，甚至还包括像伦敦奥组委这样的官方组织。在奥运会开幕式当晚，这里将作为奥组委开办庆功派对的场所。“（这里）既能体验奥运气氛，又可以避开喧闹的人群，从主会场走到这里只需花费5分钟的时间，有这样一个绝妙去处，谁还愿意搭上40分钟车程去西区呢？” 烟熏三文鱼工厂与政府当局的对抗使他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地产经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连接着奥运会主要场馆，又与哈克尼艺术社区毗邻，环境清幽，未来肯定能吸引更多时髦年轻人。”兰斯计划继续收购工厂周边土地，用以兴建一批符合年轻人生活需求的公寓楼，他甚至已经完成了公寓设计草图，“我们预备在底层开设一圈艺术画廊、咖啡店、书店、花店，将艺术气息融合到日常生活中去。”他打开电脑讲解说。 兰斯·福曼，这位曾经伦敦奥运的仇视者，如今已摇身一变，以奥运之友的姿态登场，他甚至还在自己的西装上别上了一枚伦敦奥运会的徽章。这位福曼烟熏三文鱼工厂的第四代继承者承认，自己与父辈们是完全不同的经营者。“相比之下，我更加坚定强硬一些。”他这样说道，“其实生意与人生没什么不同，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在过去一百年时间里，工厂经历了火灾、水灾、奥运搬迁几次威胁，我们可以选择结束营业，但我更偏向选择继续，而且总能发现新的机遇，顺势而为。” 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的存在，H·福曼成为现今唯一继续存在于伦敦的手工烟熏三文鱼生产商，而在未来，这个全英最佳三文鱼生产商是否会变成最大艺术画廊，或最成功地产开发商，它的可能将无限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