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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炎的作品
王鲁炎喜欢解析事物之间的关系，喜欢探求事物表面背后的真相，在他的作品里你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当你走近他，便会发现那些如同机械般精密复杂、环环相扣、充满机巧趣味的作品背后，承载着一个艺术家独特的艺术世界观与思辨。
王鲁炎绝对是个高段位的聊天对象，他那快速运转的大脑、环环相扣的严谨逻辑、深层次的思辩，让你不得不调动所有感官和每一个脑细胞，步步紧跟，时时提防被悖论式的讨论弄得晕头转向，不能有丝毫放松。与他聊天真的是个体力活儿，但同时又痛快得酣畅淋漓，仿佛完成了一场思想的遨游与精神之旅。
王鲁炎工作室的一面墙上靠放着他最新的《大教堂》作品，这是一个超大尺幅的平面作品，他以惯用的锯齿形式绘制了一座俯视角度的教堂。布满教堂建筑结构上的锯齿，会使进入其中的信徒伤痕累累。这幅作品的尺寸大到观者需要仰视观看，而通过仰视看到的画面却是俯视的视角，这一效果正是王鲁炎刻意追求的效果。
在他看来，“教堂意味着神圣、慈悲、宽容、信仰与博爱，这些正面的东西崇高的需要仰视才能看见。但与其并存的相反一面是庸俗、屈从、狭隘、偏执与仇恨。这些负面的东西需要俯视才能看见。信仰在使人们懂得了爱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恨。自有宗教以来，因宗教战争死亡的人数多过任何战争，直到今天，因信仰不同导致的仇恨与杀戮每天都在发生。教堂需要仰视(崇拜)，同时也需要俯视(质疑)。巨幅俯视角度的教堂画面，使俯视(质疑)的教堂需要仰视(崇拜)才能看到。作品《大教堂》，表现了一个仰视的俯视——对质疑的仰视，对崇拜的俯视。”
王鲁炎相信“事物有表面，也有内在。每一个表面背后都会有一个背后，且每一个背后还会存在另一个背后。因此，我们对事物的解读只能接近而不能到达本质，不断接近本质的意义并不在于接近本质本身，而是在于自我意识与存在感。”
参观王鲁炎的工作室时，发现那里有着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尺子和工具，它们都是为了创作出更加精准的画面而自制的。他认为，艺术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区别，需要提前到进行艺术创作之前。“当你面对画布或者其他艺术载体时才考虑与别人区别早已为时已晚。区别可以提前到状态、工具、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
内容重要？语言重要？
提起王鲁炎，人们总会提起他同陈少平、顾德新一起成立的“新刻度小组”和曾经参加过的“星星画展”。“新刻度小组”在中国当代艺术刚刚萌生的那个年代里，试图建立一种理性、纯粹的作品观念与作品形态，“星星画展”在某种意义上则可以称得上是早期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
正是这样一位当代艺术的先锋式人物，在中国当代艺术因受西方影响，慢慢走向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政治性、中国身份的时候，选择了及其边缘化的理性创作态度。对于他人所称的“另类”和“边缘化”，他反而有种庆幸的心态。
因为“边缘并不存在独立于主流的价值，因为主流大多来自边缘，边缘常会走向反面。但是，我喜欢边缘的状态。相对主流而言，边缘状态下的艺术思考和实践，少有成功标准的打扰和干预，自由和独立性相对强，尚未进入成功之后的艺术生命倒计时。事实上，主流中已经十分成功的艺术家，更会珍惜成功前的边缘状态，因为他把最多的精神性和纯粹性留在了那里。”
王鲁炎的作品，习惯用日常可见的事物，去呈现他眼中的世界和事物之间的关系。比如他正在延续创作的腕表系列，直接借用腕表的固有样式和固有色彩，用齿轮的视觉形式表现事物间的相互关系。他说“在腕表系列中，我发现腕表中的齿轮逻辑，与国家之间政治、军事以及事件内在的逻辑完全相同。齿轮逻辑的基本属性是：有一个齿轮动，相邻的齿轮就会动。有一个齿轮停，相邻的齿轮就会停。事物之间的运作关系与齿轮系统的运作关系完全相同，而腕表中的齿轮运作意味着只要时间存在，齿轮就会运作，齿轮一旦运作，事物之间的运作关系就不会停止。齿轮形态所具有的可被阅读的视觉意义，是我在作品中借用齿轮逻辑的基本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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