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早报：在发达国家一般是怎么样的组织方式呢？
杜墨：假如是一个公开的竞标，那所有的规则都将非常清晰。而且律师也会介入。所以，虽然项目也可能最终被取消，但获胜者就是获胜者。
东方早报：这种现象多吗？
杜墨：还有收费问题，有个建筑师在展览的视频采访中说，建筑师也有会被欠薪，中国的收费结构混乱，自己再也不参加没预付费的竞标了。
我觉得在公开的竞赛中，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在邀请信中，都会写明如果你落选，会有多少钱，我们从没有被拖欠这方面的钱。但如果是私人客户就很容易遇到催款很难的情况。实际上，很多中国的建筑师都已经对拿不到部分的设计款习以为常了，比如说最后的5%，如果你拿到是幸运的，取决于你和业主的关系。这是外国人非常难以理解的一点，因为在美国，合约是有法律效力的，必须遵守。因为对客户来说，不付钱的代价会更高。但在中国，假如一个私人客户他不付你钱，你怎么办呢？
东方早报：你也可以告他们啊？
杜墨：理论上，你可以起诉他们，你完全可以。事实上，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但是另一方面，非常奇怪，在中国，如果你起诉了一个客户，会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影响。而这个时候，你有另一个标准，那就是人情、人际关系。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前期多要一些钱，不至于太被动。
"年轻人在中国能做的更多"
东方早报：你来中国很久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不管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组织形式、速度或者收费，整个建筑设计的环境有些什么变化？
杜墨：有很大的变大，一切都越来越正规。我有一个关于广州的有趣故事。我们当时在广州做了两个竞赛，一个是电视塔，一个是图书馆。其中的一个项目的最后中标结果，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想不通为什么。所以我和当地一些人见面，非常正式地请教他们为什么会这么选择，过程是怎么样的。当地的领导说，这块地方将是一个国际化的地区，建筑必须国际化。而参与评标的团队，都是来自广州的中国建筑师，他们看了所有的竞标作品，然后选出了最不能理解的那一个，因为"这肯定就是最国际化的那一个了"。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放在当时，我可能会信，但现在，我绝对不会相信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经过建造这些"巨大、快速、调皮"的建筑之后，中国人从市民到官员都已经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疯狂的建筑在中国发生，是因为当时中国想向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形象，但现在，人们不会还这么做，人们正变得更加自信，更知道自己要什么。
东方早报：我很好奇作为外国建筑师来到中国是怎么克服文化差异的。很多参展人在采访中也谈到，加上一些对具体的、传统形象的阐述，会对项目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这对建筑师来说是一种包装推销的手段还是真正地做过一些研究的结果？现在的中国的开发商和政府领导真的很看重这一点么？
杜墨：有一些建筑师是非常表面的，有外国建筑师也有中国建筑师，他们用一个隐喻或者形象只是为了让客户可以接受这个设计。不仅是建筑师，我们曾和一个市长合作，他要求我们做一幢有象征意义的大楼，要像一群奔马。我们向他汇报了三次，第一次他看着我们的设计图，会说我喜欢你们的设计，但看上去不像马；第二次，他说还是不够像；最后，他说他认为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他要求的样子了。但事实上，他也向我们解释了他为什么想要这样一个具体的形象，因为在很多新造的楼房中间，有各层次的人，有顶层的人士也有普通市民，他需要一个非常快速的方式向每一个人解释这到底是座什么样的楼。所以，即便政府中的领导也在用这种表面化的比喻，这确实很常见。所以，当你被要求的时候，比如市长说我需要一个形象，你怎么办？这是一个设计上的挑战。
东方早报：对于一个建筑师来说，来或者不来中国对他们的职业发展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影响？
杜墨：有一个笑话，就是说在中国工作1年相当于在美国工作7年。前两天，我和一个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朋友一起吃饭，他才42岁，但他说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60岁的人了。好的地方是，特别是在近10年，一个年轻人在中国所能做的要比他在美国所能做的东西多很多。但这不会是一个永远维持的状态，50年后，情况将大为不同。
以我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我31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中国公司的主管，这比通常的发展早了可能有20年。30岁的时候，我在中国开了公司的第一个办公室。你知道在30岁的时候成为一个大公司的主管并且负责一整个分公司，在美国绝对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的两个女儿在威海路幼儿园上学，而我1974年出生在纽约的水牛城，一个小城市里。在1992年的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我哥哥到中国，他如果要打电话回家必须去邮局打，因为这是当时唯一提供国际电话的地方。你能想象么，仅仅20年前，1992、1993年，在纽约我们家小小的房子里，每月一次我们等着我哥哥定时打来的电话，他有时候还会晚点，因为前面的人打得时间久了。但20年后，我的女儿已经在上海读书。她们所面对的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
责任编辑：刘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