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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观看点是外层空间”
凯泽：《为外星人作的计划》是不是在你在事业早期创立的一个宇宙普遍性的语言呢？
蔡国强：对。《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相对统一了我少年时代以来形成的宇宙观和性格。第一，它统一了我对空间及时间的观念，这两者是一体的。因为爆炸的瞬间既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第二，它也让我这个本不是安分守己呆在展厅内的艺术家，可以在建筑上、大地上，进入到居民小区，与不同的社会主题、历史主题发生关系。
凯泽：《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系列里最令人注目的两个作品是《万里长城延长一万米：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十号》（1993）和《再建柏林墙：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第七号》（1989）。我读到万里长城的计划有四万人参与，让我想起克里斯多（Christo）的作品，又想起这个项目的运筹。
蔡国强：这其实是一个讽刺，一方面我很高兴这个城市（嘉峪关）有一半人跑出来看我沙漠上的万里长城（爆破），但其实我的目的是要给地球外面，太空中的眼睛看的。
至于《再建柏林墙》，我当时不知道应该找谁一起实现这个提案。但这个想法是很棒的，我在1989年柏林墙推倒时有了重建它的设想。这计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重新在柏林墙旧址上炸出一座硝烟和火焰的墙，表现人类不断在造墙。另一部分是把这一瞬间通过卫星向宇宙不同的方向转播，向外星人们传达出我们人类又在造墙这一信息。
凯泽：那把中国长城延长一万米是有什么象征性的含义，是象征性地毁灭墙，还是把长城加长？
蔡国强：首先要表现人类就爱造墙的理念，其次在祖先造墙的终点又把它延长。我们的民族在古代不停地造墙，现在的人类其实也在造墙。当然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把历史上、大地上的古代先人做的“大地艺术”般的长城和我的作品相连通，把这几者联系在一起。通过爆炸的瞬间，这条风水的气脉连在一起，就像万里长城也是我作品的一部分。在那一瞬间，万里长城也是我的作品。
凯泽：爆炸就像在万里长城下签名。
蔡国强：大家都常听说万里长城是地球上唯一可以从月球上直接用肉眼看得到的建筑物，让人们意识到外层空间的眼睛的存在。所以请大家注意从宇宙太空看过来的眼睛。
凯泽：柏林墙的爆破计划用人造卫星传播，你以前曾经用“虚拟”来形容它不同的现实状态。你是谈如何斡旋爆破吗？能否再补充一下？
蔡国强：火药刚开始做成爆竹和烟火，这火药的发明是和炼金术／炼丹、东方哲学、长生不老的追求、中药的提炼，以及风水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这个城市曾经有过瘟疫，人们在特别的时候放鞭炮，希望驱邪，驱除瘟神，或者送瘟神。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大型的文化活动，其实硫磺和硝有消毒净化的功能。而且烟火、火药一直有一种社会属性，包括战争或者仪式。我开始并没有想这么多，我是希望找到一种材料能反抗自己做事的小心翼翼，对自己画画不够大气，缺乏破坏力进行破坏。这也表现了自己对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压抑，是对那相对封闭环境的反抗。
火药的魅力在于难以控制性和偶然性，像是一种命运似的，有时候是跟运气有关。因此创作的背后似乎有另一位艺术家在参与。当然更重要的是抚摸火药的过程和爆炸瞬间所希望能感受到与看不见的能量的对话。如何通过艺术与宇宙发生关系，跟宇宙的能量对话。这个过程中，火药使自己比较能感受到我的追求与探索。是一种一直诱惑我继续走的力量。
凯泽：你经常用许多不同的媒材。我在想，《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爆破系列最理想的观看点是外层空间，但人类不可能从那里观看。因此你用很多不同媒体材料去记录，是否以此来补救这个问题？
蔡国强：没有。我觉得是没办法补救的。比如说在多哈做的《黑色仪式》，是没办法用媒材（如绘画）来补救现场大地上震动的感受的，火焰热度的感觉是得不到的。可是那个瞬间给你另外的感动，是可以尝试画出来的。经历了现场后，画的作品有它的意义，就好像经过战争后再写战争小说或画战争画一样，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亲身体验能给艺术家全新的创作灵感。
凯泽：那你当时知道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1960年代做的爆破计划吗？
蔡国强：我不知道有外国人用火药做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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