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推出的两部税收法案，调动了政府和公众的双重力量，促成了当今美国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庞大规模。其在制度层面促进藏品流入博物馆的相关经验，或可成为推动我国的博物馆藏品走向国际化的有益借鉴。
作为非营利性机构，博物馆、美术馆管理的目标、方法和效果能够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文化管理制度，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日前，笔者考察了美国7个城市近20个博物馆、美术馆，对美国博物馆藏品来源进行了制度层面的初步研究。
美国拥有博物馆逾1.75万家，博物馆内除了本土藏品，还拥有欧洲、埃及、中东地区、亚洲、拉美的许多精品，藏品的国际化水准很高。例如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国家广场的国立博物馆史密森博物馆学院，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和研究体系，旗下有20家历史、文化、美术和科学类博物馆，9家研究机构和国立动物园，藏品计1.37亿件。那么，如此大规模、国际化的收藏是如何来到美国并进入博物馆的呢？除了强大的经济后盾，两部法案从制度层面促进了藏品的流入。
第一项法案涉及美国的关税。1909年的《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规定进口20年以上的艺术品免税，1913年又修改为对所有的艺术品实行进口免税。这项法案旨在鼓励美国收藏家购买国外的艺术品。同年，著名收藏家J·P·摩根将其在英国 伦敦继承的大量艺术品，花了一年的时间打包成350个箱子运送到美国。在美国经济实力逐渐增强的时期，这项法案对精品流入美国、令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成为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第二项法案涉及美国的遗产税。如果说第一项涉及艺术品零关税的法案使全球的艺术品以低成本流向美国，此项遗产税的法案则起到激励收藏家死后将作品捐赠给博物馆的作用。1917年，美国国会开始施行联邦税法，规定向非营利组织提供捐助的一律免除税费。在美国，继承超过70万美元的遗产要交37%至55%不等的遗产税，这使捐助艺术品给博物馆比将其传给子孙或交给拍卖行更有利可图。除此之外，美术馆常以重要捐赠者的姓名来命名展厅，或将对美术馆有重要贡献的人的名字刻在墙上，这起到了一种荣誉激励的作用。查阅近几年大都会美术馆年报可以看到，大都会每年接受的艺术品捐赠达千件，其中中国艺术品数十件，仅2010年一年，大都会美术馆就收藏了包括齐白石、于右任作品在内的41件中国艺术精品，其中大部分源自林语堂后代。
美国这两项国家层面的政策，调动了政府和公众的双重力量，促成了当今美国博物馆和美术馆的庞大规模。除美国外，英国、欧盟、日本、新加坡等地也对艺术品进口实行零关税。
相比而言，我国的艺术品关税曾高达12%，在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中，2012年，艺术品关税下调至6%(暂行一年)，但国内增值税为17%，一件艺术品综合税率高达24.04%，这使中国的艺术品海外回流成本过大，中国收藏家参与全球艺术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在没有收藏家的支持及相应的政策鼓励，且政府财政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中国的博物馆只能以借展的方式举办海外展览，这也使国内的博物馆距离成为世界性博物馆的目标尚且遥远。
当然，我国也有相似的促进艺术品回流的措施。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的中国文物进口免税暂行办法》，规定“凡是文物收藏单位，以接受境外机构、个人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等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进口，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这对海外文物回流大有帮助，但只限于中国文物的海外回流，前提是非商业性质。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美国在制度层面促进藏品流入博物馆的相关经验，或可成为推动我国的博物馆藏品走向国际化的有益借鉴。
(王聪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