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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五：中国当代艺术只是西方当代艺术的翻版。
2000年，张晓刚在《我的知己——马格利特》一文中将中国当代艺术家与西方艺术最初的互动关系描摹得很生动。“我和许多同行一样，都是从印刷品开始学习艺术的，这意味着当你面对一张印刷得很差的大师作品时，除了通过阅读相关的知识去理解那些杰作产生的背景之外，还得对作品的原貌有充分的想象力。”
在误读中，中国当代艺术家“摸索出自己的感觉”，随后，他们又得以到西方重新审视自己的感觉。1992年，张晓刚在德国几乎每天都要看一个展览。回国后，他最想做的却是“认认真真地看中国人的脸”。
当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能够直接面对西方经典，平等地与西方交流之后，他们并没有被牵着鼻子走。栗宪庭还记得，谷文达、王广义这拨人，几乎每一个都读过弗洛伊德、萨特和加缪。“西方”就是他们所处的真实环境之一，学习和反思是创作的一部分，他们这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
误解六：当代艺术家不在北京就不能成功。
北京是中国的客厅，集合了中国最优质的文化艺术资源，也是中国最杂乱最丰富的地方，艺术家在北京结群而居，就更靠近这个时代的心脏。
然而，艺术创作依赖于个人的艺术突破，很多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形成期、艺术创作的黄金期、艺术观的成型期并不在北京。
周春芽向《新周刊》描述过他如何在北京缺席，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1989年我回国时，非常矛盾。当时栗宪庭在北京做一个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我就住在老栗的办公室。老栗非常忙，我就坐火车回四川了。我算了一下时间，在路过秦岭的时候，所有西南的艺术家，全部坐火车，在往北京走。时间上跟大家完全错位。我回来，一下子钻进了八大山人、黄宾虹……”
在时代现场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想清楚、准备好。
误解七：艺术家除了画画、卖画、办展览，跟社会没有什么深度接触。
很多优秀的当代艺术家，同时还是老师和伯乐。他们的工作室里另有小型工作室与宿舍，为学生提供艺术学习与创作的领地。他们也为新人策展，助他们走上艺术之路。
教书育人之外，服务公益也是当代艺术家关注的事。“5·12”汶川大地震后，艺术家是行动最快的人之一。曾梵志为保利举办的“情系灾区，倾情奉献”的义拍捐出大幅作品，募得善款672万元。四川艺术家也第一时间组织慈善义拍，募得善款8472万元。2009年，周春芽捐资并发起“五彩基金”，为地震致残的孩子提供教学、展览以及艺术交流机会。
兑现主义：从当代艺术界到现实名利场
过去，画画是最私人的事，“用一支梭镖或者用一个红缨枪就可以单枪匹马来做”(叶永青语)，不一定要入世，不一定要合作。
但是今天，一些优秀当代艺术家在市场上的成功，让与艺术有关的行业兴奋不已。拍卖行来了，画廊也来了；国外藏家来了，国内投资客也来了。银行设立“艺术投资基金”，各地文化产权交易所也相继进入实操阶段。
各种因素的加入，做旺了当代艺术。2010年，中国1512家画廊共举办了4000多场展览，65%的画廊实现了赢利。艺术的吸引力，一年内把500万参观者引向798艺术区。
各地政府纷纷将当代艺术纳入文化创意产业的架构之中，将艺术区变成旅游区，为GDP助力。北京已有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今年又在通州建造了“中国最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而2011年6月刚刚剪彩的重庆川美创谷，目标是成为“全国艺术院校创意产业先锋军”。
此时，也开始有投机者把艺术圈视为名利场，在此兑现各种利益。开在798艺术区的韩国昌阿特画廊就利用了热火朝天的中国艺术市场一把。这家画廊的老板是釜山储蓄银行大股东的儿子，父子俩买下21幅最受关注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以此反复抵押，从釜山储蓄银行非法贷款362亿韩元。
市场的繁荣让很多艺术家过上了好生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仍以艺术为事业，坚持着走在最初的道路上。
“我开始搞艺术，没想过这个社会会给我带来什么，追求名可能会有，但利，其实艺术家以前也没有追求过。我搞了20年的艺术，都不知道原来艺术还能卖这么多钱，我还是很虔诚地在搞艺术。”周春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