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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国家馆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设立国家馆、参与这个展览就没有了意义。黄专在《威尼斯的怀旧神话》一文中也提及：“隐形的权力操作、混乱的美学和不断增生的嘈杂信息使双年展越来越像波德里亚笔下‘超真实’的模型，就像真实的美国越来越接近虚幻的、符号化的迪斯尼乐园，真实的艺术也越来越像威尼斯岛上这两年一度的已经有点让人反胃的视觉游戏。“如果中国政府文化管理部门不解决这个国家馆策展人的选择机制问题，那最终就会出现王志文版的《手机》的一场戏的效果：“一个严肃节目的主持人，最后堕落到主持节目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个京剧脸谱。你看看我们现在电视台的各个主持人，为了取悦观众是不是有点下作？当他主持节目的时候，观众乐了，下作是能够让人发乐的，但是当他回到化妆间，看到自己花脸的时候，他哭了。比这更重要的是，在乡下，他奶奶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说‘这不是我孙子’。”
对威尼斯双年展的向往多少的暴露了潜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对于“西方”“国际”“世界”这些东西的某种幻觉和想象，如果说九十年代初期的对国际社会和艺术界的向往是“艺术理想”，那今天很多艺术家对威尼斯的憧憬可以说是太渴望“国际成功”，但是究竟什么才意味着国际成功？出入国际知名博物馆，在知名西方策展人的展览上占据一席之地？最终这种成功的标志就是进入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文化资本流通的循环中，这也是为什么得到国际艺术界承认的艺术家却被国内的批评家和学者声讨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艺术家“背叛了自己的人民和国家“，就好像当初一些人声讨张艺谋的《灯笼》一样。这种极左看法认为艺术家用中国符号去讨好老外，最终置中国本土的文化现实状况不顾，没有兑现艺术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我觉得问题不在于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那是每个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别人无权干涉，问题在于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运转机制是否有助于推进中国本土自身的民主制度建设，是否有助于对中国新文化的探索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诚如朱其所言：”如果当代艺术的“合法化”只是有助于一批新艺术官僚的诞生，并以这些新艺术官僚为核心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在“当代艺术”的旗号下，垄断和瓜分国家的当代艺术的平台、经费和项目，进行实际上的商业化和欺世盗名，这种“合法化”没有实质的意义。”
不管社会已经变得多么多元化，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被摈斥的今天，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政治上集中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当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作为国家的文化形象走向国际舞台的时候，紧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制定我们的国家艺术政策，或者什么样的艺术政策才能有助于建立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解决这些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它需要学术界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从各方面进行评估，从而提供各种可能性方案；今天的艺术试图尝试相反的过程和合作的相反模式，这些过程和模式要显示社会的其它可能性：这一点要比创作单个的艺术作品重要得多。就这点而言，金棕榈的评选活动的出现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努力，起码有一部分人和过去的理想主义者一样，试图绕过市场，把艺术变成一个能提供社会组织和艺术实践的乌托邦的地方，在这次评选的提名的很多项目颇具中国本土文化针对性和样式特色。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艺术家将社会公益性活动和艺术实践有机联系起来，而且以一种分析的姿态，把艺术项目看作是公众事业的构建，这样的脚踏实地的实验所产生的多样性并不坏，因为由此可以产生无数的“小运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空间和“公民的思想”，最终形成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发展脉络和良性局面，以共同探讨整个社会的制度改造，人心拯救，实现旧有文化的批判和新型文化的构建，当代艺术，不应该沉迷于玩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狭隘趣味和无聊情绪，哗众取宠和不痛不痒，更不能和官僚政治一样强奸“传统”，玩闹权术，“云里雾里”的打“太极”，而应该起到推动新文化革命出现的“前卫”“先锋”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