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备拍卖行的过程中，很多前辈给我们以帮助。谢稚柳先生为我们题写了公司招牌，他还和程十发、马承源、汪庆正等四位前辈一道担任了首批顾问(后来追加了陈佩秋先生、刘旦宅先生)。永成的黄伟明先生也给了我们很多具体的指导，帮助解决了很多操作上的难题。最难忘的是汪道涵先生，闻讯我们创办拍卖公司，数次约我和沈毓琪同志去他家中交谈，给我们很多指导。看了苏富比、佳士得和永成的拍卖图录，他说艺术品市场是继股票和珠宝以后，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在上海创办拍卖公司意义重大，很有前途。他还应我的要求为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公司的介绍上。其中写道：“一家拍卖行就好比一个人，用一双手牵着卖方和买方来交易。拍卖公司要注重拍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若干年以后，我读到一些文章反复提到汪老的高瞻远瞩，深有同感。如他提出上海要开放开发浦东，提出上海要办世博会。他说广交会是战术，世博会是战略，会影响上海一百年。这都是比常人超前的地方。我从他支持办拍卖行这件事，看出他的胸怀和气魄。汪老不仅说，还给我实质的支持。如他前来上海美术馆观看我们的拍卖预展，两次参加我们在静安宾馆举办的拍卖庆功宴，谈笑风生，举重若轻。他的到场，给海内外收藏家以极大的鼓励，也提升了朵云轩公司的地位。回想起来，汪老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所给予的厚爱，真如雪中送炭，令人终生难忘，感激不尽。 1993年2月20日，我们在静安希尔顿酒店举行了拍卖公司成立大会。汪道涵、龚心瀚、徐福生等同志出席大会并讲话。公司当时编制15人，实际员工只有总经理祝君波、副总经理曹晓堤等四人。在南京路朵云轩顶楼加盖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室，这就是公司全部办公场所，真正秉承了国有企业和朵云轩一贯的传统，艰苦创业，白手起家。 我自定6月20日为拍卖日，这就让公司背水一战，没有退路。我们派出员工去征集拍品，应该说这是最艰苦的时期。因为社会上的人都习惯银货两讫、当场买断的传统做法。对拍卖公司先收下书画，拍出了再结账，拍不出再退还物主的做法，很多人不理解、不适应。我自己带的一队人马由杭州、南京、扬州、镇江、常州和苏州一路下来，收到了二三十件；北路薛锦清一组，荣宝斋、中国书店支援了一些拍品；曹晓堤在门口收到了张大千《溪山雪霁图》等精品，但总的来说，数量和分量都不足。我们分析了形势，感到除了初战必胜以外，国内市场对拍卖很陌生，一定要作出示范，让物主们看到拍卖的好处。于是我们把店堂里挂的画摘些下来，再从仓库拿了一些精品力作，组成了首场拍卖的拼盘。应该说，1993年的拍卖受到当时文物法规的影响，可以出口的文物才上拍，限制出口的一律不上拍(包括明清书画甚至近代书画中的徐悲鸿、傅抱石等)，生意很难做。这和后来政策开放很多旧文物可以拍卖是很不同的。 就这样，连征集带补充共有155件拍品上拍。徐建融教授为我们编辑图录。他的细心至今令我难忘，如精心设计好拍卖的顺序和节奏，为后来的成功立下了一功。我的师兄张雄先生为我们操刀设计。在今天来看，这是一本规模很小的图录，但当时时间太紧，我们还得加班加点，废寝忘食。那天完成图录发排已是半夜，我和曹晓堤、卢辅圣、徐建融等人到对面五芳斋吃夜宵，端起一碗面才记起这天是我生日，1993年3月18日。 图录出来以后，由薛锦清、陈伟康等人负责，我们在香港举办了部分展品预展；曹晓堤带队去北京、深圳两地展览。在北京，我们的展览还上了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同时，我们公告在上海社科院举办拍卖知识的系列讲座，徐建融、曹晓堤和我都去讲课，这大概也是国内最早的艺术收藏和拍卖培训，而教材是我们自编复印的一本海内外拍卖资料。 拍卖前，我们做了几位重点客户的工作。如张宗宪先生是我在永成结识的大客户，他收到我的信和图录以后，专程在拍卖前单独到公司来看东西，并表示要捧场。他还拿去了很多图录，帮我们拉客户。另一位是香港金山集团的罗仲荣先生，他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拍卖场的大买家。他也和妻子一起专程到我们简陋的办公室看画。中午我们请他们夫妇在天津路一家小饭馆吃饭，罗先生欣然前往。后来我感到在小饭馆吃饭有点失礼，但罗先生很给我们年轻人面子，毫不介意。席间，罗太太告诉我：“罗先生在全世界有几十家工厂，有一些厂他一次也未去过，但你们拍卖公司他会亲自来看。”由此知道罗先生对艺术尤其是二十世纪的书画情有独钟。二十年来，我每年春节都收到他们精印的梅洁楼藏品年历(罗夫人姓名刘梅洁)，从不间断。深知他们是真的喜欢艺术，也由此懂得了什么叫名家的为人——平和、认真。 我们还通过新加坡中华书局施太太做通了新加坡大收藏家、袖海楼主杨启霖先生的工作，他拍卖前发来了一纸传真订单，共竞投十多件拍品，使我们喜出望外。 图录发出去，我们做了很多宣传，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拍卖能否成功？能否大成功？我的心里并无把握。因为在此前北京、西安等地也有过艺术品拍卖，都失败了。这就使上海朵云轩的拍卖更引人注目。知名记者谷苇在《文学报》发了长篇述评，标题为《艺术品拍卖纵横谈》，醒目的题记写道：“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春拍即将开槌。此前，北京、深圳、西安的艺术品拍卖成绩不甚理想。上海此举成耶？败耶？——人们关心着。”余传诗写的另一篇长文《朵云轩，你能启动这个市场吗？》刊发在1993年6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这些都反映了人们的期待和担忧。 在当时的政策条件下，不可能加重拍品的分量，只能多做客户的工作。于是，我们加大了图录投送的力度，印了5000册，尽可能发到需要的客户手里，同时有针对性地做工作。 港台藏家成主力 说起第一次拍卖，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低成本运作。公司仅投资了30万元人民币，与今天高投入、高收益不可同日而语。比如选希尔顿酒店，是与波特曼相比较而定的，波特曼开价半天拍卖收4.5万元，希尔顿只收4500元。又比如图录卖250元一本，很多人需要，也卖出不少。拍卖预展选在最老的上海美术馆，场租也很便宜。我们还创了世界拍卖史的先例，入希尔顿参加拍卖会，要买一张85元的入场券。最近我翻到一张照片，我在向佳士得驻上海的首席代表朱仁明小姐派发拍卖入场券，有红、蓝两种。我回忆，这是用于1995年春季的拍卖会的，因为拍两天，入场券用了两种颜色，以示分别。当然，大部分票是送的，并未收钱，但在那个年代，不用入场券显然不行。首场拍卖会人们闻讯蜂拥而来，中途不得不停止入场，证明我们卖票的做法是符合实际的。 在拍卖前，还发生过一个插曲，就是与佳士得的合作。由程十发先生的公子程多多介绍，我们认识了爱丽丝·袁小姐和黄君实先生，在印制图录前他们代表佳士得专程来上海看了我们的拍品，黄先生还帮我们估了一部分参考价。当时我们白手起家，希望借重佳士得的力量和客户网络。但是，在拍卖师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袁小姐坚持，既是双方合作拍卖，就要用佳士得的拍卖官；而我坚持，既是在上海拍卖，就要用朵云轩的拍卖师。而我当时并没有拍卖师。但我认为这是主权的象征，不肯让步。多年后回想，我也为自己的决定而惊奇，也许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敢作敢当，充满热情和理想。事后，我在全社二百多名员工中，选了时任总编辑助理的戴小京先生。以我对他的观察，戴先生是书法家，一表人才，口若悬河又口齿清晰，有胆有识。我让曹晓堤先生陪他去香港实地观摩了佳士得、苏富比的拍卖，回来以后又操练了几次，居然上场也一举成功，成了后来颇有知名度的“江南第一槌”。 苏富比、佳士得的拍卖秉承了欧洲贵族的君子之风，他们在香港拍卖的登记手续比较简单。而在上海怎么操作好呢？我们想出了两个办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为后来全国各家公司所沿用。一是领牌登记凭身份证和护照，并复印备份。这一招在上世纪90年代很管用。二是设计了成交确认书。落槌以后当场填写，由竞买人签名备份。因为以英国式拍卖师记录为凭的方式，在中国显然行不通，有了本人的当场签字确认，在后来的钱物交割和法庭诉讼时就有了过硬的凭证。所以说，细节决定成败，关键的细节确保了我们首场拍卖的成功。一个好的指挥员的责任，一定要做到宏观把握，微观落实。这也是多年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目光回到1993年6月20日下午1:30这一刻，中国拍卖史上首场成功的拍卖第一槌在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敲响。6月20日作为春拍已是上半年的最后时机了，下半年快来临了，所以天气比较热。整场的人涌入大厅，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人来竞买，牌号被领走了120多个，相对于155件拍品，这个领牌比例是很高的了。然而，更多的人是来观摩，来看热闹的。在我记忆中，有知名艺术家谢稚柳、程十发、陈逸飞，文物界精英荣宝斋米景扬，瀚海秦公，嘉德王雁南、甘学军，苏富比溥文，佳士得袁小姐，兰馨蔡国声等。座位不够，很多专家席地而坐。就是这样，还是挡不住人流，无奈之下，我忍痛决定关上大门。 起拍的第一件作品是丰子恺的《一轮红日东方涌》，绘父子两人在岸边迎接初升旭日，题款为“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华人捧”。这是多好的句意，正好象征我们华人开创拍卖事业，打破西方人垄断中国艺术品拍卖的历史。放的第一张也是徐建融教授的设计，既是口彩好，更是价位低，便于拼抢造势。果然，由1.8万元起拍，你抢我夺，节节攀升，一时难以下槌，直顶到十多万元加佣金12.65万元才罢手。我们请出泰斗级人物谢稚柳上台，敲响了第一槌。顿时全场掌声雷动，满堂喝彩。此后气氛持续升温，每张画都经激烈拼抢。你想，很多客人远道而来，谁想空手而归让人耻笑？前30件拍品竟然成交了26件，仅4件流标，这种业绩和气氛，就是在香港佳士得、苏富比也少见。除了成交率高，成交价更是大超底价，令人看不懂。如63号梁启超对联成交13.2万元，66号张大千《溪山雪霁图》(尺幅仅71.2×18cm，)成交39.6万元(这是晓堤兄在门口收来的，绝对是件精品)。 拍卖进度慢、竞争激烈、价位高本是件大好事，但我内心十分着急，因为当日希尔顿宴会厅已借给一家大公司开晚宴派对，我们必须在16:30交场地。但1至30号拍品居然成交了26件，件件志在必得。时间飞逝，我只得在中场休息时嘱咐戴小京先生加快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