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五代末至北宋初的《清异录》所载，各种奇异石头早在五代后晋时便开始入世人之眼，成为文人雅士所赏玩之物，其中，太湖石以“皱、漏、瘦、透”为主要审美特征成为最为人所知的奇石之一。实际上，关于太湖石的描述在历代各文献之中多有记载，比如唐代白居易的《太湖石记》、吴融的《太湖石歌》、南宋杜绾的《云林石谱》、明代林有麟的《素园石谱》、文震亨的《长物志》等等，这些文献都在不同角度上肯定了太湖石独特的审美价值。时至今日，太湖石更是成为美术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它已然成为众多美术工作者们重要的创作题材。生于江苏苏州，求学于浙江杭州的程承本来就与“太湖”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也自然地选择了“太湖石”作为其绘画创作的主要题材。
 

但是，程承所画之“太湖石”却与他人大大不同。
 

钟灵毓秀的她，以“太湖石”为主要题材创造了一个“跨界”的视觉文本。在这个“跨界”的文本中，程承首先为观者上演了“太湖石”如何从古到今的“跨界”演绎。有意思的是，她在这个演绎过程中选择了色彩和书法两种元素。
 

对程承来说，“色彩”和“书法”是绝佳的调味剂。而色彩是程承为太湖石注入现代性的第一步，这是从古到今的跨界，这种跨界的结果是为作为绘画题材的太湖石实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现代性。“色彩”在她的绘画创作中不曾间断而且也从不雷同，显而易见，程承很善于用色，她总是能恰当地用各种色彩来使作品更具“现代性”。书法则是程承为太湖石注入现代性的第二步。程承也很善于对书法的使用，她并不是每幅作品都机械地往上题款，事实上，她的每幅作品的最大差异正是书法。不管楷书、隶书，还是草书、行书都曾出现于其作品之中。还有，有些作品的题款较多，有些作品直接只有姓名款，这说明了程承总是很主动地体察作品的完整性，她经常考虑作品是否使用或着应该如何使用书法的问题。遇到太过严实的画面，程承会在其上“补充”较为松动的书法，两者往往还相得益彰，最终作品一方面保持了整一性，另一方面还极具视觉冲击力，这尤其不容易。值得一提的是，程承对“色彩”和“书法”的使用不是被动的“依赖”，而是主动的“补充”，这两种元素的补充为程承的作品增添了更多更令人回味的“现代”味道。
 

当然，程承的这种“跨界”演绎还可供现今美术界为了解决难题、寻找出路提供一个重要参考。
 

对于现今很多职业画家来说，有不少难题一直困扰着他们，其中最典型的难题之一便是写实性的描绘如何强化其形式语言的生成？因为写实性的描绘往往是依附于内容或是围绕于内容而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但是程承恰恰在这这个问题上自如地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主动地选择了色彩与书法的“补充”来强化其自身的形式语言。这并不是一个悖论，而是程承很清楚她在绘画创作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形式语言之间的关系。确实，程承从中国美术学院一路走来，扎实的写实性描绘早已经不是她所追求的。对建立自身形式语言的渴望和自主的创新才是程承的野心所在，她企图在苦心营造的画面上建立纯属自己的秩序。能够在画面上显而易见地见到画家渴望建立自身形式语言的野心真的是很令人感到兴奋，而这种野心足以令现今多数美术工作者汗颜不已。必须承认的是，现今多数所谓“画家”的内心缺乏信念，面对纷扰的社会显得摇摆不定，更别说还有何种资格来确立自我的形式语言，因为他们没有一丁点艺术野心。因此，程承的艺术野心在如此语境下就显得尤为可贵。
 

最值得注意的是，程承在其绘画创作中实现了其跨界意义的最大化——即超脱惯性思维的二元判断之外的“非工非写”。
 

多数人对“过去式”的历史总是容易给出自己的判断，对于“现在式”的尴尬局面倒是深陷其中而不自知，美术界也同样如此。事实上，中国美术界在历经各个阶段的发展中遗留并累加成如今的尴尬局面，这个尴尬局面包含着不利于艺术良性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中最为本质的还是一个惯性思维的“观念”问题，而这个观念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二元判断问题。任何事物的形成都离不开观念，绘画同样如此。而且，关于绘画的种种观念与其本土的国民思维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总体上存在一个单一化、绝对化的二元判断问题，这种二元判断从各个方面对各个行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绘画也自然无法独善其身。从绘画的观察方式到品评标准都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深刻性。不得不说的是，我们从“非对即错”的起始认知到“非左即右”的路线立场再到“非写即工”的绘画判断，实际上正是说明了二元判断的观念一旦植入于绘画之中只会使绘画变得简单机械。真正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绘画是无法简单地以“工笔”或者“写意”来界定或判断。而纵观程承的绘画创作，其“非工非写”的跨界演绎正是说明了绘画只有突破简单的二元判断，才能获得更多的丰富与可能。
 

这也正是程承在其绘画创作中实现“跨界”演绎的最为可贵之处。
 

真好，能在程承的绘画创作中见到如此清晰的自我认知。
 

真好，还能见到画家如此坚定的艺术立场。
 

真好，更能见到她如此渴望的艺术野心。
 

这太为重要，这真的很好。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生，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杂志责任编辑 杨灿伟）